2013年05月20日00:02 来源：新金融观察  作者：新金融 智梦寻



　　2013年的券商创新大会没有等到肖钢。“失约”这场行业盛会的除了证监会主席，还有热烈的小组讨论、自下而上的创新谏言以及为期3天的会程……取而代之的是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主题发言。“创新，还要不要继续？”一位参会高管如是发问。席下听会的人群中，不乏刚刚接到罚单的同仁，他们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尽管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再三强调了对创新的重视，但整场会议似乎“只闻风控不见新”。

　　仅一年光景，各家机构从击掌相庆，期许创新风光无限，到此刻黯然沉默，忌惮会因创新触碰政策底线。一时间，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劲旅在十字路口纷纷却步。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

　　2012年的创新大会曾被业界视作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元年，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振臂疾呼创新本身不是风险，“我们最大风险是不会创新、不能创新！”他试图以放松监管撬动资本市场的创新。一时间，创新热不仅涉及券商阵营，也包括基金和期货公司，还涉及作为监管方的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

　　但是，何为创新呢？大洋彼岸的华尔街提供了极好的样本。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近现代金融的创新史。先后掌舵花旗与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是个典型的“金融超市”爱好者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种投融资需求，交叉销售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在一批怀揣金融超市梦想的华尔街干将的尝试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系列金融立法无不在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直到1999年在克林顿的提案下，美国参众两院彻底废除了旨在禁止混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创新的火种迅速燎原，高盛、摩根、美林等“金融帝国”先后崛起。

　　而在那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关于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重要过程。主流金融创新理论形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71年，兰斯·戴维斯等三位学者率先提出“制度创新理论”，直接将金融市场的创新与政策制度的创新画上了等号。5年后，更加务实的“降低交易成本型金融创新理论”横空出世，经济学家们直言，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而在它的驱动下，金融机构会自觉促使货币向更加高级的形态发展，从而产生新的交易工具。

　　1983年，威廉·L·西尔柏给出了新的研究视角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提出创新是微观市场里的金融组织为消除或减轻“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所谓金融压制，不仅包括内部制定的业绩和财务指标，更包括来自监管层面的管制，后者的影响力常常更大。

　　在西尔柏的基础上，1984年，美国国家经济局的研究员干脆提出了“规避管制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合理回避各种金融管制的行为。

　　在华尔街，如果说风险是团烈火，创新无异于股掌“玩火”。回顾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创新举动，从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日后的汽车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乃至信用违约互换，无外乎“防范风险”“转嫁风险”“分散风险”和“制造风险”之别。

　　如今，被利益诱惑而误入歧途的安然公司、雷曼兄弟已先后倒下，奥巴马也渐渐收紧了金融监管的尺度，但创新的火种却伴随巨额的财富被永远地留在了华尔街。即便距今最近的一次金融海啸由那里启程，华尔街以及美国经济体却依旧有能力成为危机后复苏最快的地带。2013年，美国证券市场主要指数迭创新高。

　　这样的过往，国内金融界何尝不如数家珍？一年之前的创新大会对于创新“容错”机制以及“备案制”的提及，让业界一度以为，监管层正不惜为推动创新而加大对风险的容忍度。

　　会后，众家机构一哄而上，资本市场的创新热情迅速外溢，开始抢食银行和信托业的“蛋糕”。

　　最终，某些过于大胆的创新触动了监管层的敏感神经。“郭去肖来”，一场涉及券商、基金的监管风暴迅速取代创新风暴扑面而来，各种隐患先后暴露，昔日的创新先锋倒在了严厉的罚单面前。此刻，创新后来者们是否还愿意跟上？一旦创新闸门再开，尝过苦头的先行者们会否心存忌惮呢？

　　有人认为，证监会换帅是触发创新变局的关键节点。毕业即入人民银行而后掌舵中国银行的肖钢，其职业生涯始终执着于对风险的管控，由他挂帅的证监会势必提高对创新“含金量”的要求。不过人们也担忧，如此看重风险控制的模式能否催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无论如何，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环境来之不易，如何珍视和栽培这株刚刚破土的创新嫩芽，如何与风险进行赛跑，是一道需要广大资本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层共同思考与回答的命题。

　　本期报道试图还原一年来券商、基金、期货以及债券市场的创新现状、忧患与新动向。我们期待，被记录在报道里的创新仅仅是一个“起点”。

　　仅仅一年光景，各家资本中介从击掌相庆，期许创新风光无限，到此刻黯然沉默，忌惮会因创新触碰政策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