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eastmoney.com2013年03月27日 07:49   eastmoney.cn


    影子银行产品只向高净值人士开放，只有富人才有机会从政府提供的隐形担保中获益，而当企业遭遇困境政府为其兜底时，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体人民。影子银行的繁荣和道德风险的加剧，最终导致了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
　　近期，国际知名投行野村证券发布报告称，中国正显现出金融危机前的特征。

　　据搜狐财经援引野村经济学家张智威和陈家瑶的报告称，杠杆化快速升高、潜在增速下滑、房价上升，这是中国经济正在显现的三个警示信号，也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前所展现的特征。


　　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情 专区)开发商、信托公司和担保公司等机构，野村分析称，由于上述机构之间的依存度很高，而且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环节，一旦房地产降温，上述风险将随即爆发。

　　野村认为，上述风险的累计，是道德风险逐渐加剧的过程；而市场风险的恶化，则会导致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并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累计悬于土地

　　中央政府财政良好，2011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15.2%，且对外债务占GDP比重仅为0.9%。尽管中央政府最近几年推行赤字财政，但赤字占GDP比例一直低于3%，而且截止2011年底，中国有3.3万亿的外资储备，国企资产达到了85.37万亿。

　　与中央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则遭遇严峻考验。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了14.8万亿，其中包括5.8万亿的直接债务和9万亿的融资平台债务。

　　野村证券认为，截止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形式可能已经进一步恶化。野村估计，由于新增了1540亿的信托债务和2.1万亿的债券，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已经超过了24.9万亿，约占GDP的47.7%。

　　比债务快速攀升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不断到期的债务。

　　因为地方政府借来的资金多投资于基础设施，如地铁公路等，这些项目通常既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投资，又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收益。根据地方融资平台公布的财务报告，很多项目产生的都是负的现金流。如天津城建集团(tianj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ny)，其现金流从2010年的负70亿减少到2011年的负310亿元。

　　很多地方融资平台仍然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继续为其发起新的债务提供资产和担保。这些资产和担保通常是土地，与市场风险高度相关，并面临着相当大的减值风险。

　　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支持将会越来越有心无力。土地出让金曾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但土地出让金在2011年和2012年增长缓慢。受楼市新政的影响，土地出让金在2013年亦不会增长很多，甚至有可能下降。

　　地方政府曾转向其他渠道为融资平台寻求资金。如城建债券(urban construction bonds)和基建信托(infrastructure trust).

　　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建债券攀升至1.2万亿，而在2006年，这一金额仅为294亿元；基建信托是由信托公司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2011年的规模为393亿元，2012年则攀升至1120亿元。

　　野村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未偿还债务累计已达11万亿。如果其利息为6%，每年需偿还10%，仅仅是偿还已有的债务，在2013年就达到了1.76万亿，比2012年全年发行的债券还有多。

　　更严重的是，央行预计2013年的M2增速将缩减至13%，信贷供给亦将趋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说，“钱紧”可能将会成为其新常态。

　　在资金压力下，很多地方政府采用非常规的方式进行融资，如BT模式(build-transfer)--利用非政府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未来偿还债务。

　　以兰州为例，该市2011年财政收入仅为86亿元，该市承诺为太平洋(行情 股吧 买卖点)建设集团支付800亿元--条件是在兰州是附近修建一座新城区。据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2月报道，太平洋集团拖欠货款近2000万。

　　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和银监会联合发文，禁止了BT和其它一些地方政府融资的“创新”模式。

　　今后几年，地方政府将如何面对不断攀升的债务，目前仍没有明确思路。

　　银行(行情 专区)业的三大风险

　　野村认为，相比2008年，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业的状况要更加恶化。

　　银行的风险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截止2012年9月，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敞口达到了9.25万亿，占银行对外贷款的14.1%。银监会已开始加强对融资平台贷款的监管，但近几年来，该类贷款总量并未减少，这也意味着，银行对此类债务进行了展期。

　　FT今年1月30日报道称，于2012年底到期的地方政府贷款约有4万亿元，国内银行则至少对3万亿元的债务进行了展期。

　　第二个风险是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敞口。监管层严格限制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但在2012年末，其总额仍达到了3.9万亿，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2%。

　　银行对融资平台和房产商的贷款较为透明，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风险也不会很大。银行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第三个方面，即理财产品。据银监会数据，截止2012年末，通过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攀升至了7.1万亿，约占银行存款总额的7.4%。

　　理财产品的风险主要源于三个方面：期限错配、不透明和投资标的风险较大。

　　尽管银行没有义务为理财产品承担风险，但实际上，这些理财产品却构成了银行的风险，如华夏银行(行情 股吧 买卖点)。尽管华夏银行没有义务为理财产品投资者补偿损失，但投资者宣称收到欺诈，最终华夏银行进行了补偿。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

　　信托公司与担保公司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同时也极易造成连锁反应。

　　由于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限制其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产开发商的贷款，融资平台和开发商转向其它地方寻求融资。

　　债券市场需要较高的信用评级和较多的信息披露，因而，信用质量较差的融资平台和开发商转向信托公司寻求融资，担保公司则帮助其降低借款成本。

　　以资产管理规模计算，信托业规模迅速攀升至7万亿，超越保险(行情 专区)业(6.9万亿)和共同基金(2.9万亿)，成为第二大融资渠道。而在2008年，信托业资产规模总计1.2万亿，低于保险业(3.3万亿)和共同基金(2.6万亿).

　　野村认为，信托公司在中国起着影子银行的作用。因为银行受到严格监管，信托公司在中国通常作为企业融资的替代选项，通过规避监管漏洞，为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提供资金。

　　野村认为，中国信托业已经经历了五轮的盛衰周期，每一次的兴盛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每一次的崩溃都放大了去杠杆化的程度，并对经济造成破坏。野村估计，信托业即将完成第六轮的盛衰周期--信托业的发展将戛然而止。

　　野村称，自2012年年中以来，信托业的坏消息越来越多，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再度收紧之时，即是信托业风险爆发之日，政府亦无能为力。

　　野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放缓，担保公司亦将面临极高的风险。

　　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程度越来越高。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市房企公布的财务报表，其资产负债比从2009年的40%升至2012年的71%；另一个则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商的资越来越依赖于非银行部门，2012年达85%。

　　野村认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高度相关。如果房地产市场趋冷，开发商会从减少购买土地的资金，融资平台则会因此遭遇严重的资金困难。

　　事实上，很多融资平台本身就是开发商，如江苏常州的武进城建公司(Wuj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ny)，该集团旗下拥有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并为该市众多基建项目提供资金。

　　野村称，尽管房地产业总体的杠杆程度比较稳定，资产负债比近几年一直稳定在58%左右，但其盈利水平却在持续下降。野村认为，这表明其抗风险能力较低。

　　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风险紧密相连。风险的根源则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已经趋缓，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政治过度的时期，政府却试图强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造成了中国自2008年以来对基建投资的高度依赖，和持续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

　　野村认为，地方政府因此遭遇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并由此不得不转向土地和平台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土地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短期内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了融资困难；但在长期内，这一模式无法持续。

　　监管层试图遏制银行业的风险，但却容忍了影子银行的繁荣，并使之帮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解决资金困难。政府的支持，对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信托产品通常都能很快销售一空，其承诺的受益通常都高的不像是真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相信政府相关的债务不会有多大风险。

　　这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

　　投资者无视风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通常，地方政府都会为所辖区域的私营企业提供兜底，如江西新余的赛维集团，这在事例在中国被广泛的报道。于此同时，评级机构也恶化了道德风险，IMF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97%的公司债券被评为AA或以上级别。

　　道德风险并不仅仅加剧了市场风险，同时还恶化了贫富差距。

　　影子银行产品只向高净值人士开放，只有富人才有机会从政府提供的隐形担保中获益，而当企业遭遇困境政府为其兜底时，付出代价的则是全体人民。影子银行的繁荣和道德风险的加剧，最终导致了财富由穷人向富人的转移。


    楼继伟：首要任务是帮助穷人 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这几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所讲内容颇引人注目。本报今天头版对此演讲即有报道。

　　楼继伟所谈内容甚多。舆论最关切的，自然是他作为新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中央与地方财税问题上的表态。除此之外，楼继伟所提到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这一观点，也被广泛传播。

　　帮助“穷人”与不养“懒人”，以前在探讨一个社会的福利制度时常常会有提及。欧洲一些国家在社会福利上过度保障，确实出现了养“懒人”的问题。因此，楼继伟在谈及民生政策时，表态财政不养“懒人”，不难理解。

　　要帮助“穷人”而不养“懒人”，这当然是没错的。不过，从当下具体国情来看，政府需要更多作为的，主要是帮助“穷人”，而不是防范“懒人”。理由在于，中国“福利病”短期内不会出现。在助“穷人”与养“懒人”的平衡上，就现实条件而言，恐怕宁愿因为制度的原因养了几个懒汉，也要努力追求关切底层民众，让基本保障服务能够实现更全面地覆盖。

　　学者郑功成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称：“对一个天天山珍海味的人，确实需要劝告其要注意节制饮食以免营养过剩导致富贵病或者肥胖症，但对于一个还没有摆脱贫困的人或者还未免除生存恐惧的人而言，需要提醒的恰恰应当是加强营养以强健其身体，并需要为增强其营养而提供帮助。”应该说，这个比方至今仍然适用于现实。

　　中国文化重视“民固邦宁”。司马迁有云，“制国有常，利民为本”，朱熹则称，“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完善社保，帮助“穷人”，当然是有助于“民固邦宁”之举。穷人享有社会保障是一种权利，而非来自政府的恩惠——这一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是越来越深入人心。

　　在追求社会基本保障服务的均等化理想下，民生领域早已暴露出一些薄弱环节。其中，就包括社会保障领域。从民生角度观察，目前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并不高，且存在城乡社会保障发展还很不平衡的情形，农村地区明显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较窄。这至少说明，其一，总体保障水平需要提升；其二，社会保障发展失衡的状况需要改变，在滞后地区，主要是“补课”的问题，在先进地区，或可虑及对养“懒人”的防范，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

　　在总体保障水平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谈论“福利病”应更多是在思考层面。“福利病”一定是过度保障的产物，而非保障不足条件下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就目前的保障水平来说，不太可能导致一个依赖救济的“懒人”阶层的产生。鉴于整体保障水平的提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短时间内，所谓“福利病”和养“懒人”还只能是一种谈资而已。

　　倘若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努力提升社会福利也不该有太多的顾虑。就福利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高福利未必一定出现“福利病”。福利好的社会中，不一定会盛产“懒人”。倘若因防范养“懒人”，而顾忌于提升福利水平，至少就中国现实而言，属于多虑，无助于改善民生。

　　因此，短期内，政府与其更多考虑助“穷人”与养“懒人”之间的平衡问题，不如多考虑如何提升总体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理想。提升保障水平并不易。比如，在补充社保基金方面，一直以来，提高部分国有股权的划拨比例呼声甚高，但知易行难。除了部分国有股权的划转之外，国家财政还应尽力向社保领域倾斜，改变长期以来投入一直偏少的状况。财政部门在担心养“懒人”的同时，更应该努力追求增加投入才行。（第一财经日报）


    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穷人

　　弗兰克·沃格尔(Frank Vogl)的人生里超过一半的岁月贡献给了反腐败事业，他曾经是一名记者，后来为世界银行工作，再后来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立了非政府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至今仍然是透明国际的顾问。他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反腐之战》(Waging War on Corruption).

　　对沃格尔来说，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世界上那些穷困的民众，这些人因为没有金钱进行贿赂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更悲惨的境遇。他认为，每一次当有一个官员从公众的钱包中窃取金钱，就会有人成为受害者。

　　关于腐败之害，沃格尔在书中引用了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的一段话。“腐败是一种隐伏的瘟疫，对社会有更大范围的腐蚀作用。它破坏了民主和法治，侵犯了人权，扭曲了市场，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导致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人类安全的威胁盛行。”

　　投身反腐败事业需要极大的勇气。被人跟踪，电脑遭到入侵，在汽车(行情 专区)下发现炸弹，遭遇暗杀，这些事情都曾经真实发生在那些与反腐败斗争的人身上。虽然反腐败的道路上充满艰辛险阻，但沃格尔对这项事业依然保持乐观情绪，他认为这两年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为反腐之战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反腐败运动已经抵达大本营，但前方还有珠穆朗玛峰等待攀登。”他说。

　　腐败程度依然危险

　　《21世纪》：在透明国际成立20年之后，你认为如今腐败现象是更加严重了还是有所减缓？

　　沃格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程度非常危险的腐败。但是在过去20年里，我们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设置了至关重要的障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腐败。

　　如同我在我的新书《反腐之战》中所写的那样，在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在数十个国家里戏剧性地出现了公民社会组织从而控制了腐败；世界银行和其他主要官方机构意识到将良好治理作为优先事项的必要性；第一批国际性的反腐败公约得以批准，比如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和经合组织的反贿赂公约；学术研究机构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有了很大提升；通过互联网和媒体报道使得公众对腐败有了更多的认识；大众公共运动的兴起，比如反对非法、腐败政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发起了反腐败行动项目；世界上主要政治人物，比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呼吁采取更大努力减少腐败行为。

　　《21世纪》：当年你们如何想到要成立透明国际，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这些工作是否使得你们的生命陷入危险？

　　沃格尔：当时我们有几个在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工作的朋友，我们对腐败行为对穷人带来的影响深感沮丧，所以我们决定一起成立第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希望能够直接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很快在世界范围内都找到了强大的支持，现在透明国际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有全国性的组织。在其中一些国家中，我们组织的领导人每天都面临非常严重的危险，他们在公民当中发起运动要求他们的政府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可信，减少腐败。

　　《21世纪》：根据你的观察，反腐败运动在过去20年有何变化？是否出现

　　了新的趋势？

　　沃格尔：我想指出的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趋势。首先，日益增长的反腐败意识，比如我们看到在中国，现在的政治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行动反对腐败，这也是面对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情绪做出的回应；其次，越来越多的新闻和信息通过很多互联网途径传播，这向腐败的商人和公务员传递了明确的讯息，即他们可以隐藏的地方越来越少，他们的腐败罪行终将曝光；第三，很多国家的人民公开进行反腐败运动和抗议政府滥用权力的勇气，这些都带来了有建设性的变化。

　　反腐败需要法治

　　《21世纪》：对于一个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而言，需要哪些必需的因素？

　　沃格尔：人们必须相信法治。他们必须看到在社会的所有阶层，法律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司法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无论他们是富裕还是贫穷。这意味着法官必须独立于政治操纵之外，警察必须诚实。如果这样一个法治系统能在多数国家建立，这就是反腐败的进步。

　　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层次的政府都是透明的，这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有权知晓除了国防以外的政府行为。所有层次的政府官员也必须真诚地对人民负有责任。为此你们必须拥有一个自由的媒体。每个人还有权知晓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这样就不会在公开的价格之外还有额外要求，也就不会有秘密贿赂的存在。

　　《21世纪》：你相信道德约束可以预防腐败吗？

　　沃格尔：我相信每种文化里都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必须得以尊重，即个人的尊严，无论他们的国籍、肤色、宗教、种族为何；通过每一份努力来确保人与人之间诚实公开往来的需要；尊重个人表达其想法的自由以及通过集会发出声音而不用惧怕的自由。认真对待这些价值观的社会通常腐败程度也比较低。（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