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元礼
时间2010-08-22 10:09来源《嘹望》新闻周刊

　　深圳的改革发展，与借鉴、赶超新加坡紧密相联

　　“你的数据将来都不要同国内比,要同新加坡、韩国比,深圳、广州要成为中国可以与世界竞争的城市。”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广州和深圳的分组讨论上，数次提到广州、深圳要有敢于和世界一流水平叫板的勇气，“就是要同全世界比，这就是深圳将来的任务。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一时间，跟新加坡叫板，成为广州、深圳的热门话题。2010年6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代市长王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深圳要实现本市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这与两年多前汪洋书记提出的跟新加坡叫板的说法形成了遥相呼应。

　　但深圳要跟新加坡叫板，必须弄清楚三个“W”：Why、What和How。

　　Why，为何叫板？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曾对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上一回我是途经新加坡，到法国的马塞尔去留学，当时这里非常落后，现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回答说，谢谢你，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容易管理。邓小平颇有感触地说，是啊，假如自己要管理的，只有上海这么一块地方多好啊！李光耀对邓小平的这番感叹不以为然。他用带有几分“激将”的口气说道：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

　　由于李光耀是某种意义上的“基因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即相信人类的智力很大程度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相信族群的命运很大程度是受文化传统所左右；也由于他对中国人力资源具有良好评价、对中华文化传统具有亲切了解，所以，他对邓小平的这番“激将”就不是简单的即兴之言，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定见确论。

　　对李光耀来说，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需要看到中国大陆崛起的现实，而是只要看到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的发展事实：既然中国的先人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文明，作为他们后裔的当代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既然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能够做到，同是华人的中国大陆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在李光耀看来，中国大陆的崛起，只是时间的迟早，只待体制的转换。

　　听了李光耀的“激将”言论，邓小平沉默不语，未作辩解，有关话题也就因此而轻轻带过。但是，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自己的“挑战”，他在1992南方考察时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2008年8月，汪洋书记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也澄清，“叫板新加坡”其实不是他的发明。他说：“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讲的，要求广东要超过新加坡。现在实际上经济总量是超过了，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你们人均（产值）3万多美元，我们4000多美元。邓小平当年也要求，不止在物质上有这个任务（超过新加坡），精神上也有这个任务。我们现在在精神上与新加坡也有很大的差距，无论在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所以我提出‘叫板新加坡’，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先生遗愿的一个继承性的说法。”

What，叫板什么？

　　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图案是闪电、白底和蓝圆。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可以这样说，活力、廉洁、和谐，正是新加坡的最大亮点，也是深圳需要赶超，或者说需要跟它叫板的三个重要方面。

　　就活力而言，新加坡政府总能通过吸纳英才、服务民众以实现良好政府，通过实事求是、“与时并进”制定出“行得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新加坡经济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跃居“第一世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一般来说，移民社群最具活力。同为移民城市的深圳，能不能在为新加坡的政府效率、城市活力叫好的同时，跟新加坡叫板？

　　就廉洁而言，新加坡的绝大多数民众都认可自己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新加坡也历来被国际上权威的独立机构评定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儒家文化注重廉耻，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深圳，能不能在为新加坡的政治清明、政府廉洁叫好的同时，跟新加坡叫板？

　　就和谐而言，新加坡的许多方面让我们为它叫好：它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按功行赏制度，但又注意“扶贫济困”，弱势群体获得较好的照顾。在那里，你走遍每个角落，也看不到一个乞丐；它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言的国家，人口中华族占76.0%，马来族占13.7%，印度族占8.4%，其他种族占1.8%，但是，不同族群的人们却能和睦相处，彼此包容；它致力建设共识的文化。这种共识的文化是通过政府与社群的广泛磋商而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由势力集团和游说团伙施加压力的结果；它的政府、职工和资方形成了三角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确保了工业生产的安宁，同时也保证工人能够公平分享增长的成果。用新加坡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劳资政共乘一条船”；它推行“居者有其屋”制度，人民行动党执政20年后，90%的居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它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人民病有所靠，老有所养；它社会安定，秩序井然，一位到新加坡的美国女记者告诉李光耀，她清晨两点可以放心大胆地沿着位于港区的旅馆周边街道慢跑。在美国，这样的行为“一定是疯了”。

　　一般来说，东方社会注重和谐。同是东方社会的深圳，能不能在为新加坡的安康有序、社会和谐叫好的同时，跟新加坡叫板？

　How，怎样叫板？

　　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件”上赶超，更要注意“心件”上赶超。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曾提出了不同于“物件”的“心件”（Heart-ware）概念。吴作栋所说的“心件”，可以理解为新加坡精神。

　　作为“心件”的新加坡精神，其一表现为诚实。有人说，新加坡人笨，也有人说新加坡人不会做人。李光耀解释说，这其实是诚实的另类说法。正是因为有了诚实，按规则办事，不贪污，表面上看去“笨笨的”新加坡人，才能够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在多个领域名列世界前茅。

　　二是认真。新加坡人搞城市规划的原则是从大做到小，从远期做到近期，从地下做到地上。所谓先大后小，就是在总体规划的时候，首先是把那些不能动的地方划出来，比如，把原始森林保护区划出来，把沼泽地保护区划出来，永远不能动。在确定了哪些不能动之后，再规划那些能动的地方。这样，别人可能想动的都已经动起来呢，新加坡人可能还在考虑哪些不能动；所谓从远期到近期，比如说，先做一个50年规划，然后根据这个50年规划，再做一个10年规划；根据这个10年规划，再做一个5年规划；根据这个5年规划，再做眼前的规划；所谓先地下后地上，是先要把地底下的东西规划好——这儿是下水道，那儿是电缆，然后再规划地上。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当然比别人要慢，但可能比别人省却了很多浪费、返工。所以，慢中有快。

　　三是超越精神。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07.1平方公里的小国，为什么能够有着与其国土面积绝对不对等的影响和作为。因为新加坡人能够突破自我，不断提升自己。例如，因为新加坡的小，有人戏称新加坡为新加坡有限公司。但他们说，我们要变成新加坡无限公司。一方面，新加坡让自己走出去，与别的国家比如中国、越南等合办工业园区、生态城；另一方面，新加坡又把别人请进来，让世界各大公司将亚洲的总部设在新加坡。这好像成了新加坡在外国，外国又在新加坡。

　　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质文明的赶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赶超。在物质文明上赶超新加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在制度文明建设上赶超新加坡，则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例如，新加坡素以廉洁闻名于世，其廉政举措是一个有机体系，具体表现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组成一系列严密的制度，从而减少或杜绝腐败机会。（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