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10-20 07:35来源中国改革杂志

　  集政治特权、金融特权及垄断利润于一身的国企，具备了向一般竞争性领域进军的优势条件。

　　　钢铁、航空、公路、有色金属……2009的上半年，占有行业优势地位的国企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在各自所处的上游产业内大举进军，整合收购民营同行，兼并重组之势如猛虎下山。这种趋势，在官方数据开始出现转头迹象的6、7月份，转向了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更大规模的扩张，其中地产业最是凶猛。这股扩张带来的紧张气氛和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比那从遥远国度辗转传来的危机更让国人忐忑不安。

　　“国资地产业” 全线飘红

　　低迷、徘徊、反弹、疯狂，在这场地产业上演的急速“V型”反转中，“国字头”房地产企业成为当之无愧的“急先锋”。国资体系内，从中央军到地方城建集团，都在争先恐后的刷新着一个又一个的“地王”记录。而往日“地产盛宴”中业绩辉煌的民企，却是黯然神伤。

　　6月的最后一天，潘石屹在“广渠路15号地块”的拍卖中铩羽而归。虽然之前，业内普遍认为SOHO中国的优势明显：其在CBD区域拥有丰富经验，出售三里屯SOHO、朝阳门SOHO后手中掌握大量资金，以及刚刚获得银行一百亿的贷款额度。业内甚至传闻，SOHO中国此次志在必得，已提前备好了庆功宴。

　　然而拍卖当天， 爆出的“ 黑马”——方兴地产以“有人举牌就跟进”的迫人气势“财”压群雄，用40.6亿的天价将“广渠路15号地块”收入囊中，楼面价每平方米约1.6万，成为北京招拍挂制度以来的“地王”。这刷新了仅四天前，由中电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19.6亿创造的“地王”记录，而后者刚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了“广渠路10号地块”。

　　与前两家地产新贵相比，浸淫多年的央企保利更是于今年5月开始全面发力，几乎参加了所有意向城市重点地块的竞买。连续拿下成都领事馆路地块、重庆鸿恩寺地块、苏州2009-B-14号地块等三处“地王”，在京的大兴黄村地块、佛山禅城两幅地块，溢价幅度也在100%以上。只这五个地块的投入就超过120个亿。

　　据《中国改革》记者不完全统计，从五月至今，出自国资手笔的地产投入已超过470亿。

　　引发外界如此关注国企天价拿地，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此国企非彼国企。成都中泽背后则是主业不包括房地产开发的中央直属特大型国有骨干企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一掷千金的方兴地产隶属于主营石油、化肥、化工的中化集团。在新一轮土地市场中，此前房地产开发经验并不丰富的国企捷足先登，出手如此之大，向市场传达着一种强烈的信号，究竟是短期过渡还是与民争利，这会不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忧？一系列问题已经摆到眼前。

　　谁成就了“国字头”的扩张

　　天量信贷和低成本融资，让包括进军地产业在内的所有国企实现了“普惠”，在起跑线上就取得了竞争的绝对优势。

　　2004年起，国资委用4年时间先后圈定了包括中房、保利、华润、招商在内的16家央企，主业从事房地产业务。按照国资委的意图，这16家企业将完成对百家央企房地产业务的整合，而非“16家”央企则必须尽快剥离旗下房地产业务，相当一部分作为主业过渡的房地产企业将逐步退出。2008年8月，李荣融表示，下一阶段将转变房地产央企的重组方式，由之前自愿组合转变为国资委主动推进。

　　但全球经济危机让整合出现了逆向回转。从今年二季度的数据来看，央企业的总体净利润和主营业务利润出现明显下降，但副业房地产利润却稳步增长，占到了整体收益的三成。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中地产行业利润仍具较大的诱惑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偏离主业的投资开始从央企分离出来。

　　目前在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大部分央企的主业是与地产关系不大的钢铁、冶金、医药、农业、粮油、化工等，这些企业组成了最新的一股拿地大军。

　　从李荣融七月份的讲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国资委目前对地产行业重组并购的回避。2007年国资委曾明确发文规定：中央企业投资非主业性质的房地产、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等，须报国资委批准。然而执行至今，政策制定者的态度却180度转变。面对当前各类央企都将巨额资金投向房地产行业的现状，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却称“这是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表示不做干预。

　　“现在是不是政策上出现了变化，国资系统会不会全面进军房地产？” 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宏新表示，监管部门对此应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答案。在国资委态度上的“ 不置可否”和监管虚置中，不少老牌民营房地产企业选择退守二、三线城市。以万科为例，今年万科拿下的7块土地中，除了一块位于广州，其他6块均在无锡、厦门、青岛等二、三线城市。“国进民退”之间，国企房地产开发商的垄断气势给地产行业带来巨大阴影。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将其评价为“去民营化的大胜小汰”。

　　事实上经验已经证明，在整体经济走向复苏的进程中，实体经济基础尚不牢固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局面，使得其他行业的投资回报依然不确定。与此同时，银行的信贷政策异常宽松，拿到信贷资金的企业既然不愿意投资于实体经济，自然就会转而投资并推高房地产和股市等资产市场。这并不是中国自有的模式，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国字头”急速扩张的根本所在。

　　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央企不但自有资金雄厚，而且在获得信贷、政府帮助以及其它各种有助于降低成本的方面有着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7.37万亿元，据估算，用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将分别达3360亿元和2370亿元，而制造业信贷资金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总数超过8000亿元，已相当于拉动经济4万亿投资的五分之一。

　　据银行业人士透露，上述数字并不包括票据融资。转而看全局，一季度国内票据融资平均利率在1.8%左右，远低于同期贷款利率，可以节省最多三分之二的融资成本。规模大信用度高的央企通过票据融资，成本大大低于其他民营企业贷款融资成本。

　　除此之外，发行中期票据和向企业集团配股也是目前央企较多采用的融资方法，融资成本也均低于贷款融资。虽然中期票据的发行利率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同期贷款利率，央企通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也可以轻松融得十几甚至几十亿资金。

　　而集政治特权、金融特权及垄断利润于一身的国企，已不满足于产业上游的电信、石油、矿产等领域，具备了向一般竞争性领域进军的优势条件。七月初，中国食品业最大宗的股权交易，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公司，以61亿港币收购蒙牛集团20.03%的股权，成功入主蒙牛进军奶业。这个与一直以来的国企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行动，似乎在表明一般性竞争行业仍难逃国进民退的宿命。

　　“国”标待遇的是与非

　　在同样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下，同样是上半年的7.37万亿新增信贷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总额的8.5%。

　　在经济形势回稳甚至上升的评论声中，有一份数据却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八月初，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的分析文章中称，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降幅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企业。

　　中信证券电力分析师表示，“中小企业用电量的下滑数据确实让人吃惊，如果说近50%的用电量下滑，相当于有一半的中小企业都停产了，这说明中小企业复苏程度要远远低于国有企业，复苏脚步艰难。”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此前一些经济学者的忧虑，4万亿的投资并没有让占经济主体总数更多、拉动就业程度更高的中小企业受惠。与“国字头”动辄上百亿的天量贷款相比，据全国工商联的最新调查结果，有58.1%受访中小企业认为融资是最大难题。

　　危机初期制定的“4万亿计划”和一直以来反复强调坚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现在看来已经离“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政策初衷渐行渐远。现实情况是民间投资并不踊跃， 其原因当然包括民间投资原有领域内的产能过剩， 但另一方面， 更是在一些领域内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被某些行政力量进一步压缩， 同时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的排挤在金融危机中被迅速放大。

　　为实现国务院高层“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保增长”的要求，六月初国家发改委投资司酝酿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并有望在近期正式出台。其中将鼓励民资进入金融领域作为重点，并派调研组进行了地方专题调研。“意见”在扩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方面规定，可以依法设立为民间投资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增加地方性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规模。

　　与这样的中央政策相反的是，6月下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以口头通知的方式“知会”各区金融办，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必须有管辖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参股并且作为最大股东，否则将不予批复成立。同时被“授意”的还有严格限定经营范围在注册区县所在地，不得跨区经营，以及建议减少或取消自然人股东。设定这一相对“严格”且硬性的准入条件，特别是要求国有企业要作为大股东参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背离了向民间金融开放的初衷。

　　然而， 与众多无法计数的非“国”待遇相比，近期浙江绍兴向民营企业推行的一条“国”标待遇却更让民企百倍震惊。

　　遭遇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绍兴政府设计了一个旨在加强对民企监管的政策， “ 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 ， 欲实施“ ‘ 政府之眼’ 将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纳入财会监管联席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让绍兴的主要领导每天打开电脑就能对主要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一目了然”、“派驻审计进民企”、“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措施，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此体系一旦建设完毕，当地上千家规模以上大中型民企，将尽在政府“掌控”之中。

　　尽管绍兴强调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依法行政，不超越法律范畴，并一再声称“监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加强服务。”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严密实时”的政府监管与民企的商业秘密和经营决策，要怎样才能和谐共存。

　　进退中的未来

　　有人感慨，无论银根紧松，得益的都是国有大型企业，而中小民营企业的未来也许注定着坎坷。

　　对于类似的“新国资运动”，国家发改委早在2007年就曾提示风险：国企盲目扩张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然而此轮“国进民退”不同以往的除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恐怕还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那就是“央企整合的2010目标”。

　　随着2008年32家A类央企名单的出炉，既定的2010年把中央企业调整优化到80-100家的目标，以及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的方向已经日渐清晰。

　　2010年“大限”对于这32家A类央企来说，意味着国资委“30-50家大企业集团”的嫡系名额，保持这种优势的重要前提就是不要在今年掉队；对于“A榜”无名者来说，如果不能在今年改变经营业绩，那就很可能在整合中成为被“围剿”的对象。

　　国资委相关人士曾表示， 未来几年，中国国资体系将面临大洗牌。对于国企未来的出路，他认为应发掘新的战略性企业。而这些企业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央企之间的重组整合，另一个则是央企在强化主业的同时在上下游进行扩张。

　　于是，面对2009年变数尚多的经营环境和“2010大限”，大踏步的前进，最大限度的提高业绩也许就成为所有央企的最高目标。

　　而对于已在节节后退的民营企业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在将来会不会形成通货膨胀等过热现象？如果一旦不幸言中，政府难免要对此采取调控手段，那么，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则很有可能首先成为“被调控”的对象。继之成为银根紧缩等调控措施的第一波牺牲品。（记者 韩 雪 实习记者 田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