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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独特的中国经济现象

    中国经济是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既有市场属性，也有计划的影子，既有为所欲为，不顾王法的自由，也有重重卡要，举步维艰的束缚；这个经济体借用全世界的资本与技术，结合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创造着世界工厂的奇迹，同时也百受诟病，把一批批毒蛋毒米毒玩具倾销给世界；这个经济体神奇地创造了全亚洲最赢利的石油公司和银行，而这些公司和银行无一不是烂帐重重，疮瘘满身；这个经济体每年把众多财主送上世界财富榜的显要位置，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却依然有1.3亿人口处于赤贫状态（世行标准），4.3亿人依然贫困，占总人口的1/3; 这个经济体的总能量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超过一个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却把医疗教育科研等民生投入一压再压，从来没有接近国际标准,　占GDP比例全球倒数第一...

    中国这桶经济就象一锅乱炖，新旧交杂，优劣难分。我相信研究好中国这个经济体，必然会出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果。但今天，我们依然只能凭借某些直觉，去认识那些还没有发现的半垄断,半自由，半封建，半资本，半官僚,半市场，半活跃，半堕落的经济状态下的规律。

    (二）　中国经济发展之迷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理解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预测明天。

    经济发展当然离不开资源，资本，人力这三个要素，以及组合这三个要素的生产关系。可以确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的回归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市场是比计划有效的多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脱离计划走向市场为中国经济起飞铺平了跑道。另一个可以肯定的是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大量引入，一方面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带来竞争的活力。没有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这么迅速，特别是制造业，国外的先进技术显然是成就中国制度大国的重要因素。最后可以肯定的是环境和资源，很多在国外禁止生产的高污染企业被引进中国，污染了中国的江河湖海，土壤和大气，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些要素固然都是极端重要的，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那些国外技术和资本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平等的，并不只青睐中国，污染造成的经济发展也并不能解释全部现象－－毕竟大部分企业是正常的。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要素：劳动力。几乎所有愿意投资中国的商人看中的都是中国优质廉价的人力资源：从十几亿人口里选劳动者，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人才，而激烈的竞争使这些本来昂贵的人力变得出奇地便宜，那些大企业在国外雇佣一个研究员的成本足够在中国雇佣五个到十个同水平的雇员。如此廉价的劳动力，结合了全世界的资本和技术，再加上对环境不计成本的破坏和掠夺，如果经济不发展，那才是件怪事。

    (三）中国经济的驴性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人力如此廉价？仅仅是人多竞争的结果吗？表面上看是的，但如果横向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并不那么简单。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的70%以上，剩余30%才是资本收入。除了工资以外，用工企业需要支付数额不菲的各种保险和疾病养老金，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用于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教育和培训，政府需要支付庞大的社会保障和低收入人群救济，这些都要计入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20%，绝大部分劳动成果为资本占有；各种社会保障缺失，不论企业还是政府对劳动者保护和工作环境的投入能压则压，能减则减，更别提对低收入者的救济。这些本该由法律强制的义务和责任在中国都处于糊模状态，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大旗下被忽略和漠视，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才是最显著的。绝大多数企业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赚钱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各种资源和资本不论多么浪费，都可以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弥补，这样轻装上阵，经济当然会快速发展起来。

    这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养驴的工厂，工厂主人养有一大群驴为他拉磨做工，他可以不用顾忌驴子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他们能生存即可，驴子们的劳动成果全归工厂主占有。另一个工厂有法律规定，必须把70%的劳动成果用于改善驴子的生活，还要照顾病驴老驴，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工厂主肯定要比后一个要发财的多。如果这个工厂再配上全世界最先进的麿，最优秀的拉麿技术，那这个工厂主肯定会赚到满面红光。设想，如果这个工厂养了十万头驴子，恐怕主人就可以上世界财富榜了；如果养有十亿头驴，那这个工厂绝对有资格做世界工厂。但是，不论这个工厂创造了多少劳动价值，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驴子却始终是驴子，他们不会因为工厂主上财富榜而改善生活，也不会因自已所在的厂是世界工厂而得到好处。事实上，如果他们真得到好处，那这个驴厂赚的钱马上就没那么多了。

    中国的经济就是这种“驴性经济”，这里有两种经济形态，一种是驴子间的竞争性经济，一种是驴主人的垄断性经济，前者保证驴子价格低廉，后者保证驴主人的利益；那30%的贫困驴子来源于驴子间的经济，造就世界最大奢侈品市场的是主人的经济；民生投入倒数第一的是驴子的经济，超英赶美的是主人的经济！驴性经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根源，是十几亿不被在意的驴子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有了那么多矿难，那么多黑窑，那么多拿不到薪水的民工，那么多害了职业病的工厂女工，那么多老无所养，病无所依的贫民。这些悲惨的故事是中国光鲜经济成就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

   （四）发展与公平，孰轻孰重

    我总听到这样的论调：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所以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老姓提供保障，只要经济发展了，公平就会慢慢到来。这种论调很有迷惑性啊，好象我们只要把经济发展上去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是，在驴性经济的大背景下，这是个美丽的谎言：工厂再富裕，驴子也得不到保障。

    我们不富裕吗？如果说我们还不富裕，为什么公仆们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一年的花销就可以上万亿；如果不富裕，为什么我们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为什么有那么多煤老板，油老板四处兜风，四处置房买地；如果不富裕，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把子女送到国外镀金充电，那么多中国人在全世界招摇？我们是不富裕，那是那些干苦力的驴子不富裕，那样养驴的已经富到在世界上都数得上号了。当我们要求养驴人给驴子改善生活的时候，他在哭穷，说“我们还不富裕”，他在用驴子的穷偷换成他自已穷，并以此为借口拒绝给驴子加料。这种拙劣的逻辑欺骗只有养驴人才想的出，也只有驴子才信。可是在中国，就有很多老百姓信。

    就算我们真的不富裕，但我们总穷不过八十年前的美国和五十年前的日本，既然那时候美国和日本都可以建设起公平的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反而用“不富裕”来搪塞？

    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富裕，但民生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应该和富裕与否无关吧？为什么我们可以世界倒数第一？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比那些远不如我们有钱的小国更吝啬？

    可见，不是国家富裕不富裕的问题，而是当权者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富裕与否不是实现公平的前提，我们有不富裕的时候，但那时远比现在公平的多；我们现在国力要强大的多了，但有很多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五）驴性经济的弊端

    驴性经济是刺激中国经济近三十年腾飞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当政者绝不会放弃养驴的理念，因而也别指望对驴子让利－因为让利就意味着经济下滑。为了刺激经济，养驴人还要故意饿驴子一下，为了挣得草料，驴子们会更加卖命地拉磨，驴厂的经济会更繁荣，只不过好处都是主人的。

    但这种经济本身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经济的外向性依赖过强。驴子生产出的产品主人不可能都消费掉，又不想给驴子吃，那就只能外卖，当卖不掉时，就会出现危机。正常经济体里，驴子们可以自主生产，劳动成果互换，即靠内需生存，但在驴厂里，工厂主不可能任驴子们自己干起来，就算自已消费不掉也不能让驴子们吃，于是出现驴子没工作，换不来草料，生产草料的磨停转，更多的驴子失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和经济危机。

    第二，驴性经济缺乏创造力。驴性经济得以维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者必需是驴子，缺乏头脑，才能甘心受主人支使。主人为了保持驴子的驴性，会对他们拼命教育灌输，让他们做驴做的高兴，并不时把工厂的繁荣景象讲给驴子们听，以激发他们爱驴厂的热情。驴子越是呆板，越是愚蠢,养驴人越放心，越可以自由自在地剥削。但是，缺乏头脑的驴子能从事的只可以是低级的加工业，更高级的工作因为缺乏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而无法从事。所以，一个驴厂固然可以成为世界工厂，却永远不会具有人的创新能力，无法做出开拓性的工作，无法产生科学，人文，艺术上的天才。驴子，毕竟是驴子。

    第三，驴性经济潜在社会风险

    驴子们也不是全无头脑，追求平等自由是天然的需求，特别是当信息越来越发达，见识越来越广泛之后，驴子们会渐渐不满自已的状态，自然会要求公平公正。但养驴人不可能主动放弃到手的利益，而驴子因为缺乏足够的智慧，容易做出过激举动，容易酿成社会冲突，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饥饿的失业驴子状态不稳，而养驴人为了转嫁危机，会变本加历地用减少驴子草料的方式缓解自已的困境，两者的冲突会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伤害。

    （六）中国驴性经济的根源

    驴性经济为什么可以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是最不好回答的。或者是几千年来受封建服从教育的毒害，中国人潜意识里根植了一种驴性，成了批着人皮的驴，即便是养驴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已是人，他只不过是爬的比较高层次的驴，并从驴体制中得益，自觉地维护这种制度。所以，在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很多很明确的养驴人，有的只是一个驴体制，上层的驴从下层驴那里得益，形如传销。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家的创始人有做为养驴人这种远见，并配置了足够维护驴阵的国家机器，这种刻意生成的驴性国家机嚣和人们思想里的驴性互相呼应，最终形成了牢固的等级形驴阵，偶有想变成人的驴子有几声呐喊也被众多驴叫声淹没。

    但驴性经济终究是不稳的，他必然要过渡到正常民主社会下的公民经济。这个过程会如何历史地演进，是个还有待观察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