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评论员埃丽诺米尔斯说，她小时候，做公务员的爸爸和在杂志社当记者的妈妈靠收入买得起伦敦市中心摄政公园附近的住宅和乡下的别墅，几十年后，她的薪水已不能支撑她过上中产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伦敦非中心地段的4个卧室住房至少需要100万英镑，乡下的度假宅子50万英镑，她妹妹找了一圈房子后意识到，自己再也住不上童年时住过的那种好房子了。米尔斯感慨，都说中产阶级富裕，那不过是纸面上的，如果孩子们问我要遗产，我只能把哈利法克斯银行（英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老板办公室的地址告诉他们，我们勤勤恳恳还给银行的房贷其实只是利息。

我是中产吗？我为什么那么穷？

　　税，却是一个便士也不能少。本杰明弗兰克林说，人生诸事总是不确定的，除了死亡和交税。按法律规定，年收入超过5000英镑就要交20%的税，超过3.3万英镑按照高收入档次缴税，税率为40%。由于税收的起征点没有根据收入增加相应地提高，“应付阶级”每人每年因交税“损失”的钱达700英镑。再扣除社会保险税，尚未见到工资，收入的一大块已被吸入了黑洞。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统计，2007年英国的税收收入增加了37.4%，仅收入税就达1430亿英镑。还有家庭税，这是对居民住宅按房产价值征收的一种税。2007年家庭税的平均数额为1154英镑，比1997年翻了一倍。就这样，英国终于跻身10个赋税最高的国家之列，高于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西班牙。

　　意外的杂费，比如开车进伦敦城区的拥堵费、航空旅行税、去医院看病的停车费、提高了的大学学费、法律服务费，层出不穷。2007年底欧盟新出台《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对普通人则意味着到2020年每人每年要多花465英镑的能源费。向地方政府缴纳的费用逐年增多，去年多了1000英镑，地方政府用这些钱提供路灯照明、公立学校的校车接送——可能你家孩子从未坐过经常出问题的校车。

　　以为，中产了，一切就好了，到头来却发现那个梦想的实现却是充满艰辛和矛盾的。他们，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士们，有的为工作所累，有的为物质所奴隶，有的也开始反思着被异化的最好的时光……

　　财政部的说法是，1997年以来英国经济呈上升发展的态势，造成了税收高的结果。自工党执政到今年年底，缴纳高额收入税的人口从200万上升到370万。纳税人联合会（Taxpayers' Alliance）的会长马修艾略特批评说，公民交税，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但钱交出去了情况却并未得到改善。“应付阶级”为很多东西付了两次账，特别是养老和教育。 

　　现行的养老体系规定，资产低于1.2万英镑的老人由政府支付看护费用，资产高于2.05万英镑就要自己负担。根据慈善组织“帮助老人”的统计数据，英格兰有45万老人自己负担看护费用，还有45万依赖家人或朋友;为了支付护士、疗养院（每周至少800英镑）的费用，每年有7万个家庭卖掉房子。应付了老人，再应付孩子的教育。税费调高了，公立学校却越办越糟糕。如果你家所在学区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差得被英国教育标准局点名曝光，你就得准备好私立学校的学费:寄宿学校一年学费超过2万英镑，走读制的学校约1.2万英镑。为此，1/10的人将房子做了重复抵押贷款。

中产之惑：我还是那个拥有让人羡慕的、时尚的生活方式的中产吗？

　　中产阶级决定大选结果，却每每充当政府的牺牲品。“高税费侵蚀了收入和财富，实际上是柔软的压榨，对中产阶级尤其压榨得紧，它们销蚀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社会和经济走势预测顾问机构“未来基金会”（Future Foundation）的编辑总监吉姆墨菲（Jim Murphy）说。比如收入税，年收入4万英镑的人和挣4000万英镑的人按相同的税率缴税，结果是保护了最富有的阶层。有一个现象可以证明。越来越多的职业夫妻，校长、出版人、医生等等，再也住不起伦敦市区的房子，搬出了首都。如此，伦敦市区越来越两极分化:要么是富豪，还有他们的私立学校、四驱车、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标牌手袋和奢华俱乐部;还有一穷二白的移民，他们主要为富豪们服务，为他们打扫卫生、煮咖啡、开车、照看孩子。

　　夹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应付阶级”成了三明治，他们得不到向底层家庭发放的优惠贷款，领不到救济金，不是残疾人，得不到社会援助。主妇们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商品目录刚从投信口扔到擦鞋垫上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不上剧院，改看电影；取消向本地商店订购的有机蔬菜，租块地自己种；频频光顾免费交换自己不用物品的网站；第二辆车不用了，改骑自行车。好在这些行为可以披上时髦的“道德”外衣。她们抱怨高档超市的食品价格已经成了噩梦，是很难博得社会同情的。和无家可归比起来，这些牢骚实在是矫情，尽管经济的繁荣需要中产阶级进玛莎百货公司消费。

　　我们有了个体面的工作，可我们总那么焦虑，我有了些积蓄，可我们还是觉得那么不安全。因为，钱包总是赶不上通胀；因为，工资总是不动，而消费的价格都在动；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次加息来加重我等房奴的负担。不知道楼市会怎么走，不知道股市是否可靠；不知道这点小钱可以投资什么；不知道生活质量会不会下降。

　　在身份和收入之间苦苦应付，让英国中产阶级成为欧盟人口中最有压力、最不快乐的一群人，他们中酗酒人数增加，轻度刑事犯罪案件上升。今年的《欧洲社会调查》报告说，英国人的幸福度只排第9位，生活满意度位居第10。英国人在欧洲国家工作时间最长，全职员工每周工作43.5小时，还有16%的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他们无偿加班每年替老板省下230亿英镑的加班费。曼彻斯特一位离异的女性中年心理治疗师说，她的患者普遍对未来感到绝望：“以前，我以为‘身家厚、手头紧’是炫耀优越感的说辞，现在我就是这种状况。我住的房子不错，出门时人模人样的，但是我常常感到入不敷出。我有房屋贷款，只要听到贷款利率上调，胃都会痉挛。抚养孩子那些年我没有工作，所以工龄短，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就非常少。至于海外度假，购买奢侈品，想都别想！如果月底银行户头空了，再有计划之外的开销，什么车被剐了要修理，我立刻沉入契诃夫式的绝望。”

　　未来基金会的墨菲说，压力和焦虑改变了“应付阶级”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经济学理论一向认为，较高收入的人群对价格不太敏感，现在正好相反。为什么买便宜货不再跌份，因为人人都感到不安全，即便很多人比5年前挣得更多了。这种不好的感觉体现为一种不良动机，刺激人们拼命工作，以获取更多的收入来维系生活方式——但挣得多未必感觉更好。唐宁街知道，不管压榨得多么严酷，中产阶级还是会照样买单”。

　　　　面对这一切，中产阶级能做的，还是应付，“我们是‘应付阶级’”。这就不奇怪他们会一晚上灌下肚两瓶红酒，从办公室顺走订书机、接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