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25日，京津塘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全长142公里。这是我国国内第一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按照国际标准新建的现代化交通工程。图为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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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国还需要外援吗？
举办奥运、发射神七，在两场民族盛事的光环下，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被推至西方民众眼前。西方人赞叹、讶异，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中国的面目。不过与此同时，另一个问号亦接踵而至——如此泱泱大国，还需要国际援助吗 ?
援还是不援，这是个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马桂花、胡小兵 见习记者邓媛发自伯明翰、柏林、北京 继日本今年3月发放最后一笔对华贷款后，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也有意调整对华发展援助政策。
日前，英保守党和德国政府宣布将停止对华经济援助，取而代之的则是咨询服务类项目的继续和扩大。
英保守党拿神七说事
10月初，英国影子内阁国际发展大臣米歇尔在保守党年会上宣布，一旦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将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米歇尔称，“我们都为北京奥运的壮观场景欢呼，但北京奥运的开支为创纪录的200亿英镑，虽然对中国这个刚从贫困中走出、去年有1750亿贸易顺差、最近又刚刚成功发射神舟七号的国家来说不算惊奇，但许多英国纳税人对英国仍为中国提供援助表示惊讶。”
目前，英国政府每年约有60亿英镑（1英镑约合11.65元人民币）的国际援助预算，提供给115个国家。2007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援助了3800万英镑，主要应用于基础教育、艾滋病防治、肺结核防治等卫生领域。对此，米歇尔认为：“英国援助预算来自英国人民的辛苦劳动，应该更明智地支出，援助目标应该是最需要的国家和人民。”
不过，刚刚去过中国的保守党议会副领袖瓦拉略有不同意见，在他眼中，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了解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变化，与中国发展保持同步。“西方人认为中国是超级大国，但中国仍有数亿人一天消费不足1美元，教育和扶贫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保守党表示，如果当政便将在现有的多年援助计划到期后停止对中国的双边援助。此后，英国还将设立一个独立援助监督机构对英国海外援助在减贫方面的效果进行客观分析。
由于今年以来不景气的英国经济和当前的金融危机，民调显示，英国保守党已连续数月领先执政党工党20个百分点。英国媒体普遍认为，该党有望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获胜，从而上台执政。
德将结束与华财政合作
另一方面，9月初还在力挺应继续对华援助的德国政府9月底突然改变初衷，宣布将结束与中国的财政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发言人斯泰芬·贝泰告诉媒体，今后德国与中国将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合作，金融促进项目将终止，但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仍将继续进行。
据德新社报道，2007年在财政合作框架内，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向中国提供了6750万欧元（1欧元约合9.24元人民币）。作为德国政府对外援助最大的受援国，中德两国已在中国西部城市综合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技术合作。
但是今年和明年，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没有作出承诺。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表示，未来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将以推进中国在司法、社会和环保方面的改革进程为主。不过，斯泰芬·贝泰说，“这些项目的规模尚未确定，需要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德新社评价道，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不再依赖财政援助和优惠利率贷款。
西方对中国重新定位
无论在英国还是德国，“奥运会和神七昭示出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均成为西方政党结束对华发展援助的首要理由。
由于国际发展援助是指发达国家或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属机构、有关国际组织、社会团体通过提高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因此，终止对华发展援助的背后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的重新定位。
事实上，面对近年来中国连续超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西方国家中已多次出现重新定位中国的声音。
2006年时，德国政界和媒体就是否继续在中国实施发展援助项目展开了讨论。自民党议员柯尼希豪斯认为，中国已能够在上海修建一级方程式赛车场，同时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已是一个世界大国”。
2007年，罗伯特·鲍伯·佐利克就任世界银行行长时特别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重新考虑世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放贷事务，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充分的全球融资渠道。他说，世行可以更多地转向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看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疑让西方民众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发现，原来中国发展得这么好，当得知政府还在对中国进行援助时，就不免需要政府对此做出解释”。
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杜奇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韩国、澳大利亚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便不再接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有这样的先例在前，所以西方国家现在呼吁重新定位中国的现象就不奇怪了。”但是问题在于，西方只是看到奥运会和神七彰显的中国实力的一个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领域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对国际援助也仍有需求。
外国对华援助模式转向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想不到啊，对华援助项目就在我身边。”10月6日，刚从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往返了一趟的董女士得知这条高速公路是第一条由世界银行低息贷款修建的后，惊讶地向《国际先驱导报》表示。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向我国提供多双边无偿援助的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累计提供援助资金约63亿美元，实施合作项目超过2000个。如今，这些项目涉及扶贫救灾、技术改造、农业发展等30多个领域，受援地区遍布全国各地，人们的生活在不经意中被它们悄悄改变着。
针对日前已有西方国家提出将终止对华援助，商务部国际司官员10月10日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商务部尚没有接到外国有此意向的官方正式表态，因此事件的最近进展仍在观望当中。
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则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部分西方国家终止对华援助或改变援助模式，并不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外援对中国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没有决定性作用”。
弥补中国资金不足
“呀，多卖了2500多元呢。”这是2003年发生在陕西省榆林市西马河村的一幕：一位养猪大户正高兴地数着手里的钱。因为学会了上网查询“行情”，所以他在生猪价格回升时抓住时机出手，终于满载而归。与此同时，河北武安县农民李所田也在品尝网上获取信息的便利。他上网了解到“以色列”品种西红柿在市场上畅销后，便立即买来耕种，当年亩收入就达到了3500元，几乎是他往常收入的8倍。
他们都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中国信息通讯技术扶贫能力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从2001年至2003年，这一项目已使数万名中西部农村贫困农民利用科技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不过，这只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对华1000多个援助项目中的一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杜奇华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自1979年中国政府接受对华援助起，通过联合国发展系统和世界银行而获得的援助资金占所有对华援助金额的大多数。“例如每年世行能向我们提供10亿至13亿美元的贷款，而对华双边援助最多的国家，一年顶多给几千万美元。”在这种多边渠道援助提供的项目中，约有70％致力于发展建设，涉及电子、卫生、医药、教育、能源等各个领域。“除了老少边穷地区外，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这些援助项目的成果”。
除了京津唐高速公路，山东省地下水监测、辽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也都源自世界银行的贷款。杜奇华表示，这些贷款往往满足了有待改建、扩建、新建的重要工程需要，弥补了中国在建设资金方面的不足。
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不大
“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我们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中国项目，使超过75万名外来移民和雇工受到了就业培训，约24万个新企业开始正式运营。”去年2月，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主任戴伟参赞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他们几年来对华援助工作的成果。
与国际多边援助相比，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双边援助渠道以提供项目援助为主，辅以贷款转贷业务等。从1995年起，外国政府的贷款转贷业务及相关资产、债权等，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直接负责。
事实上，中国与外国政府之间开展的国际双边无偿援助起步较晚，自1982年以来，已有约包括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机构向中国提供过无偿援助，而有偿贷款的利率浮动在1％到3％之间，偿还期为20至30年。
“总体而言，外援资金只占中央财政收入的较小比重。”查道炯坦言，“1986年后，外援外资再没有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6％，比例很小的。”他表示，如果现在外援停止，最受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包括设备、技术、人员等项目。
援助方向转向环境保护
有的西方国家已经停止或准备停止对华援助，而有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正在寻求或调整对华援助模式。据2006年8月11日印发的《商务部关于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华无偿援助项目管理办法》显示，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将“稳中有降”对华援助；加拿大不再将中国列入重点援助对象，但会继续保持对华合作；瑞典也将压缩合作项目，寻求新的对华合作模式。
家住长沙的钟玮没有想到，自己能见证最后一笔日元贷款之一的去处。国庆前夕，湖南省获批105亿日元贷款，用于在长沙5市和浏阳11县(市)建设16个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10月6日，湖南省日贷负责人表示“资金已基本拨付到位，16个项目已经或正在启动”。
随着日本对华援助ODA的结束，取而代之的将很可能是“日中环境基金”，从而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实施援助，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这是发达国家对华援助基本思路转变的例证之一。
现阶段，大部分对华援助国都已开展对华环境项目。中国和挪威发展合作2000万元的年度预算中，项目集中在环境保护领域；韩国对华援助关注林业生态建设；欧盟对华《国别战略文件》优先领域仍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中国期盼但不乞求外援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余敏发自北京 “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没了援助，我们更要依靠自己谋发展。”针对德、英两国日前宣布将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的消息，网友“千年守候”这样表示。
“中国已经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的发展动力很足，发展速度很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有西方国家欲停止对华发展援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肯定。”
“中国还未从发展中国家毕业”
“有西方国家欲减少或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理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毕业，不应该再接受国际发展援助。”金灿荣分析道，“这是他们不客观的判断，从国家发展现状来看，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点，毋庸置疑。”
资料显示，虽然2007年中国GDP总量排到了世界的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GDP也比2002年的1132美元翻了一番还多，约合2460美元。但是这和定义发达国家标准的人均1万美元相比，相差甚远。依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中国尚处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此外，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亦是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虽然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因为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起点低，依然面临着众多难题。
“现在，中国虽然发射了神六、神七，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还很贫穷。”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有近3000万的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达不到联合国的温饱标准，所以目前即便中国国力一天天进步、强盛，从整体来看外援还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扶贫开发、农村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外部世界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
向对华援助学习技术和理念
王小华认为，国际上提供给中国的援助，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了技术、经验、管理等，“这些对中国进一步发展都很有裨益”。通过对华援助项目的实施，不仅是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引进、借鉴和利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相对便宜地获得发展资源，特别是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有利于减少我们发展的实际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金灿荣说。
“对华援助实质性的意义更多在于理念传递。例如，对反贫困状况的关注，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农田水利建设的关注，对种子绿色革命的关注等”，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认为，“对华援助提供了开放、交流的机会，带来的是启发，技术、经验、人才比资金更重要。”
近年来，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援助资金稳中有降，且援助领域开始向政策面转移，除环保、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外，各援助国也关注到了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等政策领域。周立表示：“战胜贫困已经不是对华援助的重点，中国需要的援助更多集中在技术创新、经验咨询领域。”
依靠外援同时注意自力更生
虽然一直强调要继续争取外援，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亦强调指出，有时对华外援减少也并非坏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锻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查道炯说，“长期地、过多地依靠外来援助，会滋长我们发展中的惰性，而中国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因”。对此，金灿荣表示赞同：“我们自己内部要让公共资源利用合理，实现最大化，填补缺乏对外援助而产生的可能性空缺。”
不过，谈到西方国家削减对华援助造成项目资金申请困难时，中国红十字总会项目部部长余丽娜似乎已做好了策略调整：“一方面，我们将更加注意完善项目资料，讲清楚项目的双赢成效；另一方面，我们将把寻求资金支持的目光，更多投向在中国发展的跨国企业。”
救灾援助：敞开大门用了三十年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提及国际援助，除了政府接受的国际发展援助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救灾援助。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接受了大量国际援助，对外援打开大门，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这扇大门从关闭到半开再到完全敞开，竟然经历了三十多年。这其中，重大灾难事件往往成为重大转折点，记载了中国对待国际援助转变思想、逐步开放之路。
唐山大地震：对外援说“不”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记得，他是恰逢改革开放时参加的工作。那一年，他赶上了一个好时间：从1979年起，中国改变了只捐款不受援的政策，采用“有取有给”的方针，开始接受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无偿援助。
而此前，中国一直处在文革极“左”的思想和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文革十年里，红十字会的工作全部停止。即便有华侨想往国内捐赠些什么，也没人敢接。”王小华回忆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里氏7.8级的地震后，唐山，这座拥有全国百分之一产值的河北最大重工业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共24万多人丧生。在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要援助中国。
然而，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好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
四川道孚地震：第一次被动接受外援
改革开放后，人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观念开始有了新突破。1981年1月，四川道孚县发生6.9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收到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的电传，问是否需要帮助。王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当时提出想要十几顶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救灾援助。结果，第二天人家就给送过来了。”
紧接着，在中越边境，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安顿27万名印支难民时，再次接受了国际联合会的援助。“当时，规模就比较大了，有医疗设备、价值上百万元的物资和捐款等。”王小华介绍道。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总是被动地接受国际援助，但与唐山大地震相比，已从完全拒绝走向了有限地、审慎地接受。在王小华看来，这已是质的跨越。
大兴安岭火灾：第一次允许申请外援
开放的门槛不总是一蹴而就的。经过80年代几次事件的循序渐进，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时，中国第一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受援请求。
当时，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联络国际援助，而且还成立了统筹小组统一接收国外捐赠。国际社会对大兴安岭火灾也给予了高度关切，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发来慰电。
此后，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分情况表明态度的请示》，明确指出当“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3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500万亩以上”等情形时，可“公开呼吁请求国际援助”，甚至可以“申请专项援助”。
华东水灾：第一次大规模呼吁外援
大兴安岭火灾后，1991年华东水灾进一步推动中国人走出了以往的思维模式，中国政府专门召开“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救助。
“我们一步步敞开大门离不开政策的开放。”王小华表示，“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一方面，你的政策透明能博得国际尊重；另一方面，号召更多的人关心灾区人民，对百姓是件好事。”
据王小华介绍，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历次应对灾情都非常“积极主动”，“中国的救灾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的过程，如今已是完全敞开。”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