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刚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沃伦·巴菲特替代蝉联13年的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当人们在谈论被称为“股神”的巴菲特时，常常津津乐道于他独特的眼光，独到的价值理念和不败的投资经历。而他5岁就摆摊卖口香糖，11岁就购买了平生第一只股票，这些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对数字和投资的敏感，也成为他日后成功的有力例证。

　　其实，除了投资天分外，巴菲特很早就知道去寻找能对自己有帮助的贵人，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事实上，翻看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发家史，他的背后肯定都有贵人相助。贵人可能是通向成功的捷径，也可能是困顿时的救命稻草。在某种程度上，能否得到贵人的青睐是成败的关键因素。

　   巴菲特：股神，世界第一首富

    生命中的贵人：金融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

    学会了投资的精髓

    巴菲特原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在得知两位著名的证券分析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任教于哥伦比亚商学院后，他辗转来到哥大，成为“金融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得意门生。

　　大学毕业后，为了继续跟随格雷厄姆学习投资，巴菲特甚至愿意不拿报酬，直到巴菲特将老师的投资精髓学成后，他才出道开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江南春：分众传媒董事会主席

    生命中的贵人：软银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余蔚

    拿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

    分众传媒董事会主席江南春的贵人就是在电梯里碰到的。2003年上半年，江南春将自己十年的积攒砸出去，在高档写字楼里安装了价值2000万的液晶显示屏后，却没有盼来意想之中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在江南春身处每天不断烧钱的巨大压力时，同在一层楼办公的软银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余蔚却注意上了他。

　　在一系列的专业“拷问”后，没一个星期，江南春就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50万美元。这笔钱虽然与日后数千万美元的投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却帮助江南春摆脱了困境。

　　与巴菲特有意去寻找贵人，跟随贵人不同，江南春的贵人似乎是撞大运撞来的。但余蔚一开始能注意上他，却是因为江南春的勤奋。余蔚发现这个广告公司的年轻老总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常常从早晨8点钟工作到晚上12点，自己在电梯里遇到他时，他总是拿着一个笔记本和策划书。

　　所以说，贵人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你的上司、朋友、同学、老师、客户，甚至是一个路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贵人。做一个有心人，就会在周围看似平凡的面孔中寻找到你的贵人。

　　 荣海：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

    生命中的贵人：公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教会我坚强

　　从十六七岁下乡，到后来上大学、留校教书，再到经商，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但我觉得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贵人”是在下乡时遇到的：陕西安康县常胜公社光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道乾。他并没有在工作中提拔我，也没有给我上千万的大订单，但他教给我人生最基础、最重要的一课：如何坚强地面对生活。

　　我下乡的地方是陕南一个偏远的山村，总共只有19户人家，每户占领一个山头，平时有什么事就站在山头上喊话。那儿的人穷得要命，一家人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吃的东西只有红薯，没有水田，很少能吃上大米。

　　到村里的那天特别冷，我们一个知青组7个人，每人带着政府补贴的七八百块钱、一点粮食，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并且第二天就没有柴火煮饭了。这时候，李支书亲自带着我们上山砍柴。近处山上的树枝早已被砍完，要走很远到山里面。他在前面大声唱着山歌，我们在后面跟着。

　　砍完柴往回背，那些柴虽然表面看着干，其实里面很湿，越走越重，越来越冷，支书就教我们把一捆捆的柴从山上往下滚，人也跟着磕磕绊绊地滚下来。到了山脚下的小卖部，大家花几毛钱买点酒喝，才能稍微暖和一下，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喝酒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懂得生活的艰难。

　　在我们快要气馁的时候李支书常给我们鼓劲，教我们懂得面对困难、懂得坚强，在任何时候不低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那段经历使我在以后从商的日子里遇到再大的困难挫折都从没想过后退或放弃。

　　此外，李支书还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导。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干农活，怎么当家过日子。那会儿我刚16岁，是知青组的组长，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一样，要管一家子的生活。我们组4个男生3个女生，每次轮到谁做饭，我就把相应的油、盐、米称好分给他，让他保管。但开始大家都不会计划，经常早几天就把配额给吃了，所以我们常常“断顿”。没饭吃的时候，放工回去就拿把锄头靠在墙上晒太阳，啃两个红薯，下午还得继续上工，那个日子真是很难熬。

　　最困难的时候，连点灯的煤油都没有，我们晚上吃完饭就爬到树上看星星，打发日子。李支书是早年的高中生，在当时算是“高知识分子”了，他总是跟我们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习。于是，我在山村里无聊的日子就看书，我们组另外一个小伙子，一直坚持画画，现在成为很出色的画家。我们在农村的日子没有荒废，也是多亏了支书的忠告。

　　后来，我们慢慢学会计划了，养猪、养鸡，再加上自留地也有点收成，日子慢慢好过起来。我们带了很多技术到村里，像沼气发电、新菜种什么的。原先当地人一年四季就吃大白菜，我们回城探亲的时候就带去西红柿、茄子、辣椒的种子，支书很开明，总是能接受我们的新主意，还经常跟着我们一起做实验，“科学种田”很快得到推广。因为这个，当地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荣誉。记得那是1975年，报纸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我们的事迹，题目叫《翅膀没硬也要飞》，我有机会去省里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代表知青讲话。我的讲话得到了省委书记李瑞山的特别注意，一下台他就把我叫到身边问长问短，还专门要来我的奖状，亲手发给我。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在得到这样的荣誉后，他能一辈子在财富和荣誉面前坦然处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乎所以，这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这段两年零10个月的知青生活给我的教育，我后来总结了8个字：受宠不惊、受辱不羞。

    汪潮涌：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

　　生命中的贵人：瑞士前驻华大使

　　欧洲财富家族的生活启示

　　他是瑞士前驻华大使、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瑞士最大的出版公司荣格集团副董事长、瑞士医药集团罗氏集团董事，同时，他还是全球十大收藏家之一、世界最大的中国现代艺术品收藏者……他是乌力·西格，信中利的董事，我生意上的伙伴、生活上的好朋友。

　　大概十年前，我在国家开发银行当顾问，在一次会议上和西格大使见过面，一见如故。后来我自己创办信中利的时候，他用手中管理的基金给我们投资，成为我们的董事。

　　在这些年的合作中，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大的合作伙伴，比如著名的保时捷家族、一些瑞士的银行、全球最大的咖啡集团、国际著名的体育传媒公司瑞士盈方，等等。

　　更重要的是，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引荐下，我成为瑞士银方的亚洲区董事，并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世界杯、F1、美洲杯等重要的体育赛事。

　　通过这几项世界级的大赛事，我意识到欧洲人把体育赛事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品牌宣传渠道，这是中国人原先不曾想到的，我们一般没有这个意识，觉得体育比赛就是体育界的事情，但几乎所有的世界500强企业都会通过这些赛事做品牌推广。同时，这些大赛事后面一般都有一个运营得非常成功的俱乐部，本身就是成功的商业组织。

　　当时瑞士盈方代理美洲杯帆船赛的项目，我作为董事去法国马赛观赛，很受现场气氛的感染。就是这次经历让我产生了组建美洲杯中国队的念头。

　　当然，西格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说他给我投了多少资金、介绍多少客户，而是在做生意和生活的理念上：与他的接触使得我在关于财富管理的价值、生活的价值方面的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在华尔街工作过很多年，受那里的文化浸染很深。在华尔街，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工作，不太有时间享受生活。我原先认为所谓成功的生意和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与西格的接触，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西格本人是著名瑞士家族企业迅达电梯集团的成员，也是瑞士有史以来第一个企业家出身的大使。他让我看到了一些欧洲财富家族的生活，这是一个与美国完全不同的世界。

　　西格热衷收藏。我曾去过他位于瑞士卢塞思市郊的家中做客，他的家在一座古城堡里，城堡在一个湖泊中心的小岛上，连那个湖泊也是他私家的。他的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艺术品，大约有200多个艺术家的超过2000件作品。

　　那时候，我这个中国人并没有这位瑞士人对中国艺术品懂得多，他津津乐道地给我一样样讲解，非常投入，看得出来，他在认真地做这件事，享受收藏过程本身带来的乐趣。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像方力均、岳敏君，对西格都非常认同。

　　事实上，他30年如一日的收藏不仅为中国艺术的系统化积累、进而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还帮助几代曾经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解决了生计问题。

　　他还热衷于慈善，参与过不少慈善基金的工作。事实上，大多数欧洲财富家族都在慈善这件事情上付出很多。

　　受他的影响，这些年我一直在追求四个方面的平衡：提升企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传播国际影响、享受生活品质。与乌力·西格的交往让我树立了一种理念：对于任何一件事，无论投资还是收藏，无论做慈善还是做体育、文化，都要想想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