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无法像西欧和美国那样，可以将为数不多的国企所获得的利润，直接派发给民众。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这是考虑中国问题绕不过去的坎儿。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只是央企或国有企业的崛起，更应该包括普罗大众的经济崛起，他们不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大国国民，而应该是在经济生活中有尊严的大国国民。

　　央企利润暴涨的尴尬逻辑，即国喜民忧的问题，需要一个即使不是设计精巧，至少也应该更接近现实的制度体系，不仅可以让国家增强国际地位，更可以让民众能够直接受益。

　　12月8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表示，去年153家央企的利润规模达到了6000亿元，国资委原来预计今年央企利润会达到9200亿元，但“现在增长的势头压不住”，预计年底要接近1万亿元。

　　依据一般的逻辑，央企利润暴涨，对国家和人民而言，是件很好的事情。道理是，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换句话说，央企是人民的孩子，孩子长得越大，越不受外人欺负，家长应该高兴才是。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作为代理家长喜出望外，人民作为真正的家长却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些愤怒。可以举出的例证是，上述讲话抛出的最近一段时间，遍布在各种媒体上的社会舆论，几乎没有高唱赞歌的，基本的思维模式都是“央企利润盛宴，何时分我一勺汤”。

　　这事情就有些蹊跷了。央企是人民的孩子，孩子吃得膘肥体壮，“2003年中央企业只有6户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到了2006年已经有16户，4年中增加了10户”。不仅如此，现在他们还赚了大把的银子，甚至是“一万亿”，能够吃得起大餐，却连“一勺汤”也不给家长吃？无论是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还是按照基本的法律逻辑，似乎都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其中肯定就有问题。

　　问题就是，在央企利润和民众福祉之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对象关系。之所以加上“直接的”这个定语词，是因为从宏观意义上讲，央企的发展壮大最终应该是国家和人民受益，只不过这是“间接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为了先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自1994年以来长达13年的时间内，企业利润全部留在企业，而不必向国家上缴。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这些企业不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毕竟也已经很大很强了：中央企业从2004年到2006年，国有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逾1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3万亿元，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面对这样的现状，问题的另一面是，民众福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增长。相反，在物价上涨不止的当下，是各种公共品价格的相随提升，水价、油价、电价等都在提高，而且，前几天，国家发改委称明年将适当调整城市水价，很明显，绝对不是降低水价。不仅如此，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另一方面是社保等账户的巨额亏空。要知道，社保账户的亏空，很大部分就都是国企改制留下的社会欠账。国企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过去都是以低工资方式移交给了国家，但国企改制后，这笔账却没有人买单了，划拨国有资产的弥补“空账户”的提法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实。

　　这样说来，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央企利润暴涨，民众不但没有喜形于色，反倒是有些怒目相向。现在流行的社会看法是，央企利润暴涨和国有资产增加，都是“与民争利”的结果。这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家长对于孩子的感情，也带来了不好的社会情绪的蔓延。对此，国家也不是没有考虑。日前，《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发布，明确了各种央企向国家分红的不同比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中也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范围，主要还是为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基本上遵循的是“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的原则，只是在“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虽然为国企红利的民生安排预留了空间，但现在看来不会很大。

　　国家从战略高度统筹安排这些问题，相信能够获得社会理解。毕竟，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无法像西欧和美国那样，可以将为数不多的国企所获得的利润，直接派发给民众。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这是考虑中国问题绕不过去的坎儿。但也需要表明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只是央企或国有企业的崛起，更应该包括普罗大众的经济崛起，他们不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大国国民，而应该是在经济生活中有尊严的大国国民。央企利润暴涨的尴尬逻辑，即国喜民忧的问题，需要一个即使不是设计精巧，至少也应该更接近现实的制度体系，不仅可以让国家增强国际地位，更可以让民众能够直接受益。(任孟山/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