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中国证券网    时间：2006-4-7


                “产能过剩论”值得商榷

　　

　　进入2006年，“产能过剩”日渐成为媒体的热点词语。国家发改委下属的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明确声称，“钢铁、汽车、电解铝等11个过剩行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如果继续加剧，可能会形成通缩局面”。由是观之，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管制重点行业的决心已下，按照惯例，“过剩”的说法不啻于宣布这些行业的“冬天”已经来临。

　　政府的说法貌似有理有据，以钢铁为例，统计数字显示目前该行业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而在建、拟建能力则亦已分别达到7000万吨和8000万吨，2、3年之间内这些拟在建项目都将投产……貌似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过剩”的问题非常明显。

　　但仔细一想可能结论并没有那么确定。

　　产能如果100%被利用，按照国内传统，被称为“行业供给不足”或者“负荷过大”，但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产业的产能利用率能够始终保持在100%，可见产能和需求的对应判断并非如此简单。宏观总量研究也许可以设定具体的比例作为“红线”充当警示，但是针对行业的中观研究可能并不适合加加减减地进行简单测算。笔者个人认为，把产能简单和预测的需求做减法的做法并不科学，在此基础上得到“产能过剩”的判断也并不可靠，而且，政府直接介入行业扩张或收缩决策的做法更不可取。

　　一、政府准确预测产业供求的难度极大

　　“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新问题，从开放早期“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到最近几年的“大炼钢铁”，产能引致的问题并不少见。一旦某个行业出现较好的盈利前景，马上就会引来各地的诸多效仿者一拥而上，资金、技术、土地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迅速向热点行业聚集，口号都是要形成规模经济。当若干规模较大的生产主体建成投产后，市场需求却没有相应嘭胀，从而形成过剩产出，生产商然后往往就开始“价格战”，多轮降价最终挤压合理的利润空间，导致行业景气迅速消失……周而复始，同一个问题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反映出来，这已经成为国内产业经济领域的一个痼疾。

　　由此可见，“过剩”确实害处颇大，理应预防并高度警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一个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与否的推断并不能按照如今主管部门的思路来测算。

　　政府的想法是做减法，通过预测需求来看产能是不是能够与之协调，这种想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就是经济计划和统计部门一条线，从原料到产品，从供给到需求，一切都是按照一个实现设定的比例进行规划。加之当时经济环境相当封闭，很多产业绝少与外部发生联系，国际贸易总量不仅少，且进出口部门的运作都依照国内行业的需求进行安排，这样得到的供求数字不仅有比较扎实的依据，而且实际和规划的距离并不远。

　　如果同样的测算思路放到今天进行产业“过剩”与否的判断可不一定准确了。在开放经济和市场化环境下，只有产品供给方的生产能力，由于设备有明确的技术条件、参数，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估算，但这也只是生产潜力层面，企业乐意不乐意全都开工是未知的；把握市场需求是最难的，特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等不同经济主体对基础原材料、能源、半成品、产成品的需求由于关系到太多的产业，工业品的生产商大都遍布全球，产业链纵横四海，真要做产品的市场预测，除了对产品需求数量、结构瞻前颐后，还要看清楚竞争对手、替代品的变化趋势，行业内厂商看短期尚且看不清楚，更遑论对三五年之后的看法，而政府机关作估算肯定更加困难。但奈何我们政府却偏好用加减法来做产业过剩与否的判断，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办法实在缺乏科学性。

　　另外，如果把供给的潜力大于市场需求视为“过剩”，那么政府所钟爱的真正的供求“平衡”该是多么罕见!经济体系本身是复杂的，今天某类产品的生产领域出现能力闲置，可能正适合该类产品进行结构调整、生产商可以通过竞争汰劣留强。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一般的工业产能使用效率也不过70%多而已，偶尔在80%左右，绝少有产业长期100%充分释放产能，也绝少有产能仅利用不足两三成还坚持生产的厂商。市场机制作用下，厂商在面临难以满足的生产需求的时候自然会扩大生产规模；在

　　面临需求减少的时候，或者自动减少产量保护市场，或者干脆退出行业将产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而政府所设想的市场需求不仅不牢靠，而且和企业感受到的实际需求相脱节，纯粹是不拿枪的秀才指挥拿枪的士兵如何打仗，可谓是外行领导内行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二、针对“过剩”的调节其实凸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

　　中央宏观调节部门之所以要干涉地方的产业建设，要对具体的产业生产状况不断作出指示，其实一切都源于目前的产业资金运作模式，基于对自己利益的重视。按照国家各部委的说法，尽管企业是市场主体，但用于项目的资金往往都是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从国有银行体系放出的。投资成功，则地方和企业得益；投资失败，则银行和国家埋单，这种拿国家资金“试错”、输赢吃糖的效果是中央政府最反感的。

　　地方政府扶持企业进入热点行业的理由也很充分，那就是国家并不是总能预测对头。中央宏观管理部门一直在总结经验和教训，在行业高涨期往往提醒投资者控制风险，希望用自己的表态来指引资金流向。这有点像春运期间的交通部门，整日如临大敌、苦口婆心地为热点路段旅客设计多种返乡路线。但如同春运年年有问题一样，产业调控意图总也不能很好地与实际合拍。早些年，政府预测电力市场需求水平不会上升过快，关闭了一大批“浪费资源”的小火电，后来面对电力短缺的时候，地方、企业却立刻手忙脚乱；石油化工行业也如是，早年在油价约10几美元一桶的时候，国内能源管理部门并未意识到中国石油需求会快速上升。反而在下大力气推动企业进行终端销售网点整合……

　　政出多门、政令不一加上朝令夕改，让地方和企业经常有口难言，不得不时常对政策作出修正。当年“一统到底”肯定是最有效率的，但是改革后偏偏牵扯进来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因素，于是，产业周期的判断、企业扩张与收缩的决策等再市场化不过问题也被弄得非常复杂。

　　在判断产能和市场需求上，行业协会比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部门有更充分的发言权，它们与国内的大中型企业联结的最紧密，也有精力、有资源进行行业研究。可是，往往是行业协会表现仍乐观的时候，宏观管理部门已经急得不得了，两个渠道出来的数字对不上号的情况更加多见，比如这次调控目标之一的钢铁业，行业协会和中央政府的观点并不一致。其实，宏观管理部门习惯了分析总量，不如本着专业化分工原则，松松手让行业协会来做这事吧。

　　需要说清楚的是，笔者完全赞成中央政府基于国有银行资金安全考虑所进行的投资方向指引，只是建议决策层应更多听取行业协会的意见，摒弃过于简练的形势判断思路。特别地，采用“11个过剩行业”的提法尤其不适当，市场化条件下，画个圈就限制投资的做法有些不合时宜。在国内市场化体制的生成阶段，还是要力争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

　　更应分清楚的是，投资资金来源是否需要规范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能和对具体产业的供求调控混为一谈，两盘菜根本不能放到一个锅里炒。

　　从道理上讲，下大力度进行产业指导的同时，政府是否能够分担企业的机会成本?如果不能，为什么多部门齐抓共管对国内某个行业来推动或是抑制?如果可以，那么是不是又回到了条块分割、“谁的孩子谁抱”的计划经济?因此，别看方方面面都在谈“产业过剩”，这“过剩”还是“不过剩”还真值得仔细研究研究。（作者：沈洪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