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刘杉



　　新年前后，国内媒体和理论界又开始了一波有关改革的讨论。此次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肯定还是否定改革，一个层面是改革的路径和方法是否存在缺陷。

　　有人称，类似的关乎大是大非的争论，每隔一二十年就要有一次。

　　也许这是历史的逻辑，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一次的争论，都不是历史的重复。

　　这一轮的改革讨论事实上已经与以往“姓资姓社”的争论不同。与历次由知识界发起的讨论有所区别，此次讨论更多反映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并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而进行着。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在经济效率提高后，公平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而改革目的也由简单的市场化取向，发展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由普通民众发起的这波讨论，其意义在于已经

　　由单纯的意识形态争论上升为关系到每个人生存状况和利益调整的公共决策问题。从这点看，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普通人已经意识到有权力和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尽管这种渠道并不是制度性的，也不是畅通的。但仍然可以把这个变化看作是普通人参与公共决策的意识觉醒和自觉行动，因而其带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改革的讨论并不是全面否定改革，而是对过去改革的总结和为新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和社会基础准备。所以，将目前的争论上纲上线到“大是大非”的高度，是缺乏历史眼光的，恐怕也带有惧怕批评、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性。

　　我对当前改革讨论的评价是，此次争论就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检讨、对改革缺陷的反思和对未来改革路径的探索。

　　如果社会能够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那么这场讨论才会有意义，也才会有效率。

　　以历史的眼光看，改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改革的基础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来看，政府与民间在改革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即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成，尽管期间也存在反复，也存在各种争论，但这些矛盾，最终都在人们追求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条件下得以化解。政府与民间改革取向的一致性，推动了中国改革的不断进行，并取得了经济上高速增长的成果。但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改革，在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必然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已经意识到效率的提高不能牺牲公平，一部分人的“先富”不能以大部分的贫穷为代价。

　　我所说的贫穷是相对贫穷，而不是绝对贫穷。由于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改革虽然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但其成果却没有得到社会成员的共享，那么由此必然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冲突。这个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显然这不是改革所追求的结果。“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因而，目前对改革的反思是必要的。

　　如果说追求效率优先的第一阶段改革是在政府与民间共识的基础上得以进行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以公平为目标的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原本利益追求一致的政府与民间力量也会产生价值冲突。

　　事实上，同样是推动改革，但此阶段的政府与彼阶段的政府在含义上已有所不同。此前推动改革的政府，可以看作是单一意义上的政府，它所推动的改革与民众的利益追求是一致的。而改革发展到今天，政府的含义已经具有多重意义，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被改革的对象。而原先抽象单一的政府，则被细分出具象的部门和地方机构。在这个背景下，改革的决策不仅受到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会受到本身也具有一定利益诉求的政府部门的牵制。可以认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也就是有人笑称的“中央决策出不了中南海”的现实。

　　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改革基础，改革的思路也应该随之变化。当我们注意到中央政府决策与地方政府利益存在某种冲突时，当我们认识到部门利益会制约中央决策时，那么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改革的思路也应该发生调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政治改革不应滞后于经济改革，而发生在公共决策领域的矛盾冲突和争议，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反映。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改革的当务之急。而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建立让各个利益集团能够充分和有效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有利于中央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和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还能疏导社会矛盾和积怨，从而建立社会稳定器。从大的角度讲，这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步骤。

　　除了充分认识到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利益诉求之外，还要严防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所谓“多数人的暴政”是指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利用大众情绪，打着代表公众利益的旗号，以多数人的名义促成违背社会发展潮流和侵犯公众真正利益的公共决策。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早春北京的气候是多变的，但春天的脚步却不会停顿，而中国改革也期盼着另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