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８月２６日早晨，余小平被发现自缢于家中（图中画圈处）。
　　
　　
　　1月10日，江西宜春。一场鹅毛大雪突降，但很快就无声消融了。除了湿润地面，留给人们“下雪了”的模糊回忆外，雪花没有给这座城市更多的印记，而天气似乎更冷了。  

　　在五眼井的一条老巷深处，76岁的舒维简静静躺在卧室里。

　　朝南墙面上，挂着她儿子余小平的大幅照片；邻屋一角，端放着老伴余寄生的头像。 一个潇洒帅气，踌躇满志，一个清癯冷峻，写尽沧桑。但而今，这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都已先后离去。

　　2003年8月27日上午9点，时任上饶市委书记的余小平，被司机发现自缢在上饶的家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任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2004年12月6日上午9点，消防队员发现余寄生倒在自家厨房里，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煤气味。

　　由于卧室通向厨房方向的木门关上了，熟睡中的舒维简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她一直没有苏醒。医生说，她很可能再也不会醒来。

　　经治疗，她睁开了双眼，却是无意识的。她辨不出故去丈夫和儿子的面容，也认不得床头默默忙碌的唯一女儿。世间一切，无论是曾经辉煌还是落魄，在她眼里，已变得毫无意义。

　　意外还是自杀 湮没在疑问中的煤气中毒事件

　　最早到达现场的是宜春市消防支队袁州区消防大队的官兵。他们从楼上攀爬下来，然后打开窗户进入房间。但对于现场情景，他们以“领导交代不能对外透露”为由拒绝记者采访，只说了句“门是反锁的”。

　　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和“门是反锁的”这一细节，并不能证明什么，但事实上，由于余小平离奇自杀的事实，其父亲余寄生之死，也被当地一些人有意无意理解为“承受不住压力选择自杀”。不过，余家的亲戚都坚决而愤怒地否定了这一说法。

　　根据余小平的堂弟媳李萍(化名)的说法，余寄生夫妇俩完全是“煤气意外中毒”。

　　那天上午8点，保姆准时来到余寄生家门口准备做事，但门铃响了很久，一直没人开门。她找到在同一条巷子里上班的李萍，问老人是不是出去了。李萍说：“应该不会啊，我伯父腿不好，长期坐轮椅，走路都会摔跤的。”她们猜想老人还在屋里，但防盗门刚换几个月，大家都没有钥匙，就想到了拨打119。“我在电视里看过消防队员爬梯子，可以不打破东西。”

　　门终于开了。浓烈的煤气味扑面而来，李萍站在门旁，一眼就看见伯父趴在厨房里，“我吓坏了，他身边好像还倒着他的拐杖”。伯母舒维简则躺在卧室的床上，人事不省。

　　李萍说，伯父家很早就吃晚饭，他看书却看到很晚。可能是头天深夜，伯父去厨房热奶，开煤气(但没打着火)后跌倒了；或者可能是伯母开煤气烧东西，以为打着火了就去睡觉，后来伯父闻到煤气味，就去关煤气，但人跌倒了。伯母躺在卧室，门关着，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动静。

　　李萍提供的佐证依据是，余寄生的眼镜和报纸放在轮椅旁凳子上，电视和台灯都开着，有一瓶奶放在灶台旁。而且，他家的煤气灶很陈旧了。

　　目击者称，消防队员进入房间之前，没有把玻璃砸碎，而是很轻松把推拉窗推开了。李萍说，伯父家平时给窗户留条缝，是晚上睡觉时换气用的。如果自杀，干吗不把窗关紧呢？

　　120急救医生赶来，先把余寄生抬到楼下小院里。“病人意识迷失，瞳孔扩大，心音和呼吸音均消失，头颈部、四肢僵硬，心电图诊断为直线。”宜春市急救中心主治医师苏广春说。

　　78岁的余寄生当即被宣布死亡，然后被家人抬回屋内。舒维简经简单检查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苏广春那时并不知道病人就是余小平的父母，但他显然感觉到了这次出诊的不寻常之处。“围在我身边的邻居，眼神都很异样，而家属没有呼天抢地，保持我出诊中少见的沉默，好像没看见他们流泪。气氛很压抑，我出诊过这么多次，唯独这次压力很大，很紧张。”

　　舒维简被送往宜春市第二医院的第4天，睁开了双眼(无意识)，有吞咽动作，洗脚时水太热会知道烫。忙前忙后的，主要是她的女儿、余小平的姐姐余丽芬(化名)。“她想得非常周到，非常细致，人非常孝顺。”医生、护士们都这么评价她。

　　那段时间，在有些沉闷的病房里，天天传出轻缓的古典音乐和民歌。那都是舒维简平日里爱听的。余丽芬听说这样能刺激病人大脑，就搬来了一台放音机，天天给母亲播放。

　　舒维简做过20多次高压氧治疗后，仍处于这种“中度昏迷”状态。住院25天后，她被接回家中。主治医师邹小秋说，煤气中毒不是很重的，高压氧越做效果越好，但她的效果不是太好，而且时间越长，苏醒的可能性就越小。

　　邹小秋明确告诉余丽芬，她母亲很可能将成为植物人。

　　2004年12月18日，余寄生追悼会在宜春市殡仪馆举行。这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追悼会，余丽芬只邀请了父亲生前的少数好友、同事，但送上慰问礼品的有三四百人，这稍微给了余丽芬一点安慰。1年多前，他们中有些人还赴上饶参加过余小平的追悼会。先送黑发，再送白发，对余丽芬来说，无疑是无法承受之重。而现在，她又终日面对可能永远不能醒来的母亲。

　　“我们家的痛苦接二连三，但任何灾难都压不倒我。”余丽芬只说了这一句。她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也是那里的副校长。父亲死后，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继续教学。

　　父与子 理想和世俗的冲突

　　不管余寄生死亡的真相如何，作为余小平的父亲，他的压力和痛楚是显然存在的。据一位和他走得较近的人士说，他既要承受外界对儿子突然自杀生出的种种猜测和非议，又沉 湎在失子之痛和因对儿子命运无法把握而带来的伤感、愤怒、痛惜、无奈等种种情感的交织中。他毕竟只有余小平这一个儿子。

　　邻居则从余寄生这1年半来的老态看出这种打击之重。他们见到余寄生偶尔从3楼的居室里出来，蹒跚走在小巷里，好几次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老人的病情早前已现端倪，只不过在儿子死后更加严重了。2001年底至2002年初，他曾独自在宜春郊区一家托老中心疗养过4个月。这家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余小平自杀后，余寄生又到这里看了看，说想继续住一段时间。但等他们上门去接时，舒维简挡在了门口，不让老伴去。

　　这个细节似乎证明了余寄生无法排遣的孤独和不被家人理解的苦闷。这种折磨太深，使他有了逃避的念头。

　　实际上，余寄生与某些世俗的格格不入在宜春的律师界广为人知。

　　据上述人士说，余寄生幼年随父亲从河南商城逃难至江西，故名“寄生”。1957年，他在江西省高院院长秘书的位置上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宜春下属的奉新县，在奉新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被评为“江西省十佳律师”。退休后在宜春市创建宜春地区法律咨询服务所。这也是宜春最早的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4年后退出，到宜春市房地产公司任法律顾问。90年代末彻底淡出江湖，赋闲在家。

　　这种历经磨难的职业生涯，锻造了余寄生不同常人的个性。江西省司法厅律师处原处长汤忠赞称他是一个“耿直敢言、令人尊敬的好律师”。

　　余寄生当年的一名学生称，很多律师办案中会考虑现实和人情因素，但老师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严格按照法律条款办，是即是，不是即不是。法庭辩论中由于太较真，常让对方和法官下不了台。但也因此精彩迭出，吸引不少律师到场旁听。

　　余寄生同时对弱者充满同情。在司法援助机制尚未建立时，他所在的法律咨询服务所就免费代理了一些弱势群体的案件。

　　余的法律水平也是相当之高。宜春律师张雪术对他的评价是：“材料写得又快又好，反应非常敏捷，是宜春这么多年来最好的律师。”

　　在宜春律师界，“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余寄生都被尊称为“余老”。但优秀的人往往又是孤独的。据他的学生讲，“宜春市能和老师谈得来的没几个”。“他只和他看得起的少数人来往，也只教他认为有潜质的年轻人。”

　　这种强势性格显然有它的局限性，至少在这名学生眼里并不是毫无挑剔。“他说一不二，有些大男子主义，爱面子，容易自闭。”

　　余寄生被公认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完美主义可能对余小平潜移默化。有媒体认为，余小平在公众面前，无论是外表还是精神气质，都努力“扮演”一个完美的市长，他是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而自杀也正是不想破坏在大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但追求正统思想的余寄生，和在官场游刃有余的余小平，又肯定不是志趣相投。

　　宜春一知名律师记得，1991年余小平还在原宜春市(现袁州区)做副市长的时候，因为犯了生活作风错误，被父亲当着这个外人的面，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余老的家庭教育很是严厉，可以说，没有余老，就没有余小平。”

　　随着余小平在外官越做越大，回家聆听父亲教诲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余老开始把握不住儿子了，他显然发现，儿子把官场的圆滑带到了家中。余小平听父亲讲是一套，背后做则是另一套。”

　　但余小平的堂弟媳李萍觉得，“堂哥很正派，绝不是贪官什么的”，“他家的人也从不在外面撑他的牌子，堂姐一直辛辛苦苦教她的书。”余小平的岳父讲到，以前他从台湾招来一个商业项目，先期款项也打来了，但时任原宜春市副市长的余小平，觉得岳父在其中运作容易给人误会，就坚决劝他把这个项目退了回去。

　　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余寄生逐渐对貌合神离、渐行渐远的儿子生出失望和不满。在郊区托老中心疗养时，有朋友问“儿子对你怎么样”，他摆摆手：“别提他了，反正我谁也不靠，只靠自己。”他还劝来往的几名律师：“你们的职责是匡扶正义，就不要想着当官了。”

　　完美主义的余寄生，在世俗面前无法实现完美，只好与尘世相对隔离开来。早在1995年，他就在家中和学生谈佛学至夜深。告别律师生涯后，他从不搓麻打牌，也很少在亲友间走动，只关在两室一厅的简陋家中，研读最新法学精神和争端。此外，《红楼梦》、《二十四史》等历史、文学书籍也是他的陪伴读物。

　　儿子自杀后，余寄生更是足不出户，他腿脚不灵便，常坐在轮椅上，独自看书至深夜。他拒绝了很多曾经的朋友和学生到他家中探访，这点，连他的亲家都叹说“他很难很难和人沟通”。

　　这种“夜寂寥，谁与共鸣”的孤独苦闷，似乎为他的“自杀”说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一名与他往来较多的律师则坚持认为：“余老性格相当坚强，不可能自杀，如真要自杀也不会挨到现在。”

　　不管怎样，正是余小平的突然离去，加剧了余寄生的这种心理演变和生理的迅速衰老，也继而加快了他的终老。却没人想到，竟是这么一种方式。

　　同城居住的他的亲家，余小平的岳父，好像没有受到女婿自杀阴影的太多影响，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余小平死后不久，他老伴也因病去世。但事后不久，几乎每天早上，老人又出现在江边，打拳，散步，“照样还是乐呵呵的”。

　　夫人和情人 两个女人的殊途同归

　　张小秦(化名)和莫轻(化名)，这两个整整相差20岁的女人，在余小平走后，命运发生了非常相似的急剧转变。这一切，只因为她们的身份。前者是余的结发夫人，后者是官方唯 一认定的余的情人。

　　张小秦1958年出生在北方一个军人家庭，后来家迁至奉新，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的经理。她爱上了在农场劳动、“出身不好”但帅气逼人的余小平。也正是她的帮助，余小平考上了大学，从此平步青云。

　　莫轻1977年在奉新县城出生，其父母都是教师，并和张小秦相熟。据江西省纪委的通报说，余小平得到过莫轻母亲的关照，莫轻一直喊他做“叔叔”、“舅舅”。而有媒体披露，莫轻母亲正是余小平的初恋情人。

　　她们的生活轨迹都打上了余小平的深深烙印。张小秦随丈夫升迁，先后从奉新辗转樟树、南昌、上饶，但她总在丈夫的步伐之后，这种分居生活被认为是余小平后来感情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莫轻在余小平帮助下，则从奉新调到省城南昌。

　　当然，她们的福利和职务都随之上升。张小秦从一名普通教师成为副处级干部，莫轻则由原来的副科级转正。很难说，这和余小平没有关系。

　　但她们在余小平自杀后的命运转折，肯定和余小平有关。

　　去年4月之后，上饶市教育局就很少出现张小秦的身影。她的副局长办公室一直关着，而她分管的工作也已转交给其他领导接管。办公室吴主任的解释是，张小秦的身体不好，多在家中休息。

　　实际上，余小平自缢时所住的家--上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宿舍楼某单元，邻居说，那里的灯几乎再没有亮过。

　　张小秦显然不愿意呆在这个曾经最感风光现在却最让自己痛苦的地方。她回到了南昌的家中。余小平赴任上饶前，在江西省农办当副主任、主任，在这里还有一套单位住房。

　　她向上饶市教育局请了长假，目前正在等待上级关于她任调研员的批复。虽然她只有46岁，离正常担任调研员的年龄还差得远。但众所周知的是，调研员在很多单位其实等于不用坐班。

　　其实，曾在樟树教育系统担任过要职的张小秦，被很多人认为是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女领导”，“性格直爽，快言快语，给大家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问题是，这种为人称道的处事方式，或多或少是借了余小平的力量。余小平去了，她还会这样吗？会与不会，对她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艰难选择。最后，她两者都没有选择。

　　显然，余小平的自杀，迅速剥夺了她很多方面选择的权利。就连丈夫骨灰的归所，她也无法按自己意愿选择。

　　2004年6月前后，一封举报信从中纪委转至江西省纪委，反映余小平之墓葬在南昌市革命烈士陵园。坊间传说是，一名相当级别的去世领导家属，某天发现余小平的墓与自己亲人的墓相近，深感耻辱，一纸举报把问题捅到中纪委。

　　“(余小平之墓)这个问题在我们陵园还是第一次。”1月13日，南昌市烈士陵园一名负责人说，“我们给余小平爱人做了近1个月工作才做通”。

　　按照这名负责人的说法，张小秦来为丈夫办理入园手续时，出具的是他出任江西省农办主任的红头文件。办事人员不知道这个余小平就是自杀的原上饶市委书记，也没有给省农办打电话核实。举报信转来后，陵园深感压力巨大，每天上午、下午都给张小秦打个电话，隔一两天还登门做工作，请她赶紧把墓迁走。

　　“起初，张小秦很生气，说我们无理取闹。她的意思是省委还没有给余小平自杀下定论，也没有开除党籍和行政职务的处理，他有权利葬在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只好跟她说，如果她不迁走，陵园方面将把墓迁走。省纪委也给张小秦压力，说她再不迁走就处理她。

　　张小秦又提出，她也是副处级干部，作为其配偶的余小平当然也可以在此安葬，但得到的回答是“坚决不行”。

　　僵持了近1个月，这个时候省委关于余小平的处理结果也快下来，“铁板钉钉了”，张小秦终于把丈夫的墓迁走。

　　“那天是她儿子单独来的，他取走了父亲的骨灰，墓碑我们就销毁了。那碑上只写了‘余小平之墓’5个大字，下面留的是他儿子的名字。张小秦特意不留自己的名字，可能是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毕竟叫余小平的人多，但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自杀的市委书记的夫人名字。”

　　张小秦的良苦用心最终获得的是一场闹剧。不知她是否一直为没能给丈夫一个理想的安息之地而暗自悲戚？

　　南昌市烈士陵园的一主要负责人因此次风波得到了诫勉处分，但“因为高度重视，处理及时，没有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陵园还得到了市委的表扬和肯定”。当然，这与张小秦已再无瓜葛。

　　现在对她来说，最要紧的事就是儿子顺利大学毕业，拿到文凭，找到工作。他是她唯一的孩子。

　　根据江西省纪委的通报，余小平“指使某中学校长违反规定将儿子推荐为省级优秀学生，并弄虚作假保送到北京某大学就读”。张小秦也参与了这个做假过程，并受到了上饶市纪委的处分，但究竟是何种处分，记者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是，他儿子至今仍在那所高校就读，今年夏季毕业，而不是外界传说的“已被学校清退”。

　　和张小秦命运轨变类似的是，莫轻也经历了风光、调查、处分、然后淡离的过程。这些都与余小平有关。

　　“莫轻很漂亮，中等个儿，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接人待物挺不错，为人热情、礼貌，但又很泼辣，做事风风火火。”南昌市委大楼里曾与莫轻共事过的一名机关干部如是说。

　　莫轻从奉新平调到南昌这家单位后，不到1年半的时间便转为正科级。这遭到了一些同事的不满和非议。“凭年龄、学历、资历，她哪样够格？还不是有个好亲戚。”这是记者在这家单位听到的一些评论。

　　这个“亲戚”就是余小平。有消息说，余小平以长辈身份，带着莫轻出席过南昌一些高层领导的宴请。

　　余小平自杀后，莫轻被省、市纪委隔离调查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出现在南昌市政府某办的办公室里，她开始在这里担任一个副科级职务。实际上，她在办公室里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她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原来的大楼，但阴影并不因此完全消除。怎样面对现实、开始全新生活，对仍处在机关生活里的她，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莫轻也早已搬出了余小平在南昌市西湖区一条小巷里为她租赁的一套住房。“那本来就不是我的房子。”莫轻有些自嘲地说。过去的2年多，她曾在那座本来就不属于她的房子里，编织着虚幻的美丽。到头来，才发现一切皆空，还要独自承受苦果。

　　而对张小秦而言，余小平给她和这个家庭搭就的同样是不牢固的大厦。一旦余小平这根支柱坍塌，整座大厦便轰然塌陷。

　　从这个角度说，这两个不同身份的女人，在余小平事件之后，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变故。

　　(为尊重相关人物的个人空间，文中人物多作化名处理)


选稿:乔德建    来源:南方都市报 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