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金城  




　　区域创新体系：深圳制度觉醒与“拉美化”警觉



　　·编者按·　　

　　除了“新思维”，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绘最近半年来，在深圳这座城市发生的事情了。从1月中旬到现在，人们一直在惊异地观察着这些事情：思想大讨论、人事的连串变动、细微的改革动作、一些引得全国媒体关注的公共新闻……这个城市似乎完全恢复了她的活力与魅力。

　　政府在主动进行着痛苦但积极的转型，民间也日益迸发出无尽的能量，区域创新体系表明特区又一次起航进行新的探索，将文化产业列为支柱产业也包含着这个意味。在特区25周年之际，本报进行这样的梳理也就显得别具意义了。

　　随着“新特区主义”的日渐清晰，深圳可能已经因为找到了方向而不再迷惘，一个新的时代或许真的开始了。

　　李鸿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新特区”的概念，有人称之为“新特区主义”。

　　深圳将要进行的改革是审慎的改革，就是“半步的改革”、“积小胜为大胜”。

　　2005年5月28日，深圳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随着人大和政府换届完毕，近半年甚至近两年来围绕着这个城市政治生态所可能发生变化的种种猜测，谜底将全部揭开。

　　当然也可以说，在5月16日召开的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上，在某种程度上结局已经昭然。

　　此地观察人士说，新一届市委、新一届市政府全部产生后，基本可以正式宣告深圳一个新的时代到来，而关于这座城市未来一段时期的走向，已经在过去近半年时间里，随着李鸿忠治理深圳新思维的迭次出笼，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长达五个月的深圳政治季

　　2005年3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泽君在深圳宣布，黄丽满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一职，遗缺由深圳市长李鸿忠接任。在此之前的1月28日，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黄丽满已经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早在两年前，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李鸿忠，接替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的于幼军，担任深圳代市长。黄丽满和李鸿忠，这两位早在电子工业部时代的老同事，再次在深圳并肩作战20个月之久。李的任职至少有两个地方引人关注：以广东省委常委之身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深圳市长同时是中央候补委员。书记和市长同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深圳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在5月17日深圳市党代会上，产生了新一届深圳市委、市委常委会，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宗衡成为深圳排名第一的副书记，而与此同时，并没有别的非本地官员进入深圳市委常委会。

　　此地观察家对本报指，新一任深圳市长在本地干部中产生，这表明了中央对深圳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意味着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李和许在过去近两年时间的工作中配合默契，这种默契有助于在以后的时间里，李放手推行他已于1月和3月份重点提出的治深新思维。

　　今年上半年，还有另外两个会议将会对深圳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一是在黄丽满出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半个月之前，1月13日召开的中共深圳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黄丽满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的战略任务，而李鸿忠则提出“完成从‘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的转变”。

　　另外一次则是李鸿忠就任深圳市委书记一周之后的3月25日，深圳市召开了一个“深圳市委工作会议”，李作了一个题为《继往开来改革创新，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宏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长篇讲话。

　　深圳市府办公厅综合处聂新平处长告诉记者，与以往的领导讲话不同，这次讲稿，“李书记熬了好几个晚上，自己写出了长达1万多字的初稿，再由写作班子稍加润色而成，里面到处可见他充满个性的鲜活思想”。无论是深圳政界还是民间，几乎一致地把这个报告视作其市委书记的就职演说。

　　从1月13日深圳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会开始，到3月17日李接任书记、3月25日发表关键性的演说，再到5月15日深圳党代会人事大变局，最后到5月26、27日开始的深圳“两会”收官，深圳政坛上充满新意的变化，构成了一个长达五个月之久、充满张力的“深圳政治季”。

　　深圳定位新思维：新特区主义

　　在3月25日市委工作会议上，李鸿忠在演讲中强调了改革和创新对深圳的重要意义。

　　大学历史专业出身的李鸿忠，首先梳理了深圳特区的历史。李把深圳25年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0年国家设立特区到19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前后，为特区初创阶段，解决了特区怎么办的问题；1994年江泽民视察深圳提出“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到2003年前后，为“跨越式发展阶段”，达到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目的。李把2003年以来进入的新时期称之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期”，标志性事件是提出了“和谐深圳”和“效益深圳”的战略。

　　李在报告中用大段来论述深圳只能走改革一条路。诸如，“深圳是靠改革创新起家，靠改革开放开埠立市的，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深圳这个城市。深圳就是改革创新的产物，改革创新就是深圳的别名。”

　　但关键之处或许是在这样一段话中：“特区今日之‘特’与昨日之‘特’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已经明确，特区还要继续办下去，还要继续‘特’下去，但怎么‘特’，中央只赋予了总体要求和大的原则，就是要做排头兵、试验田、窗口和示范，而‘特’的具体内容就要我们自己去填写了。换一个另外的说法，就是中央已经赋予我们‘特’的权力了，但中央不可能为我们设计具体怎么‘特’的内容。今天没有，过去在特区创立之初也没有。今天，能不能‘特’就在于我们改革创新怎么样，如果还是瞄准特殊的优惠政策，瞄准特区创始之初那些课题、项目、领域，就很难再‘特’下去。如果我们与时俱进，在深化现有领域改革创新的基础上，再向更高层次、更高阶段、更广阔范围的改革创新、开拓进取，我们就能够继续‘特’下去，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不但如此，由于我们争气了，以创造力、活力赢得了中央、省委的更加重视，中央和省委还会为我们创造更好的改革创新的机遇和条件。”

　　李也强调，深圳将要进行的改革是审慎的改革，就是“半步的改革”、“积小胜为大胜”。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5月28日召开的市人大会议上，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新特区”的概念，有人称之为“新特区主义”。在中国设立特区25周年之际，李提出的这些主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容易联想到，4月23日，由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特地放在深圳来开，国家的类似会议已停开了若干年了，今年是首度重开。

　　李在党代会报告中承诺的设立改革办来推动改革，在一个月以内就加以兑现了，这是一个设在市发改局下面的副局级机构，原市府办公厅副主任南岭博士被提升为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当地媒体称之为双料秘书长）兼任改革办主任。

　　这个机构设置得饶有意味：一个副局级机构却由一个双料秘书长领衔，机构名字叫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却不简称为“体改办”（原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一个统筹改革的部门），而是简称为“改革办”。显然，深圳不愿意让人感觉到它是恢复了原来的那个部门。

　　广东省中山市委组织部部长丘树宏在南方网发表的一篇题为《为深圳重设改革办叫好》的评论中称赞道，“深圳市政府是明智的，也是有勇气的。”他指出，“我国改革到了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而是除了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外，已经重点转为政府职能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面对这样繁重的改革任务，如果没有一个专门而且毫无自身利益的机构来统筹，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像改革开放之初一样迫切地需要专门研究体制改革的部门。”

　　在5月中旬党代会上的报告里，李至少提出了25项有着典型“半步改革”特点的改革目标，而这些改革措施亦基本指向丘树宏所说的三类改革：残余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深圳市民对改革的期望一下子给吊起来了。

　　深圳定位的尴尬迎刃而解？

　　2003年6月，当李鸿忠刚刚到深圳做代理市长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而十分迷惘的城市，在之前的几个月时间，网络剑客“我为伊狂”的网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刚刚点燃了深圳人失落与无奈的情绪，而学术界与市民关于深圳定位问题的大讨论也论战正酣。这种论战随着当年7月底国务院调研组的到来，达到了沸点。

　　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会像深圳这样，为找不到准确且可行的定位而痛苦不已。尽管在1997年之前这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1997年前后发生了这样几件对深圳影响甚大的事情：1995年国情学者胡鞍钢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发生了关于“特区特不特”的争论；1997年香港回归，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香港也许还包括深圳的产业基础；深交所停发新股沉重打击了深圳的金融证券行业，新出笼的珠三角交通网络规划有使深圳边缘化之可能。

　　深圳这个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似乎陷入了十面埋伏之中。

　　焦急的官员与学者们为深圳四处抓药。学者们开出的药方包括深圳直辖、深港一体化、深交所加速打造成为创业板等等；而政府官员开出的药方则包括国际化城市、社会主义示范市、广东省的区域中心城市等等林林总总。当然也有前市委书记李灏、厉有为和部分学者，坚持深圳应该守住自己的“特区”定位。

　　李鸿忠显然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向上寻求解决深圳定位问题上。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的李一头扎进了市场经济下政府行为模式的再造上。

　　“从净畅宁工程到城市梳理行动，到出租屋管理，到关外城市化和关内城中村改造，鸿忠同志的眼睛盯住了政府越位和政府缺位的问题。”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对本报说，“他发现，在深圳市民对政府丧失改革欲望和越来越内地化的强烈抱怨中，彰显出来的大多不是政府越位的问题，反而是政府缺位问题。诸如城市管理、治安、环保、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应该政府提供公共品服务的地方，政府没有负起责任。”

　　因而李鸿忠在诸如城市梳理行动这样的关键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将深圳改造成为强势政府的意味。但是人们不太注意到的是，通过类似行业协会服务署的设立，政府正在削减其越位的部分，将更多的社会管理的职能交还给社会自治组织。

　　深圳本地观察员老亨对记者分析说，对政府改革的思考或许最后把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过的李引导向了深圳定位问题，中央取消了国务院特区办，但一直宣称特区还要办下去，这或许让他看到了操作的空间。在直辖、深港一体化等都不能操之在我的情况下，李最终不能回避地就深圳定位问题表了态：“新特区”。

　　“新特区”的定位是否从此廓清了深圳问题的迷雾，消弥掉对深圳定位问题的争论？十几年来一直坚持深圳应坚守特区定位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教授说，“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特区理应有新的功能，提新特区也不无道理；深圳特区过去20多年里，都是先去闯去干，做出来之后，才得到承认和赞扬的，现在也应是如此，深圳只管先做就是了。”

　　李罗力强调，“我一直坚持认为，特区体制是中国对全人类做出的一个创建和贡献，过去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特区，现在和将来，我们继续改革开放也好，法治建设和与全世界接轨也好，仍然需要特区先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深圳政府应该努力争取获得中央的支持。”

　　“也不能说深圳定位问题就此解决了。争论还是会存在下去，就像过去25年已发生过的那样。这个就不用去管它了。”李罗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