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全体可口可乐的感觉：中国的恩格尔“戏数”
　　
　　黎明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40％以下，按“国际标准”的划分，这属于“富裕”级别。我认为这个数不对头——这个数太高了，实际上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还要低一些。原因其实简单：多数超级富翁是不会进入调查统计范围的，假如加上他们的贡献再“人均”一下，恩格尔系数肯定会再降下几个百分点来，那会让这个数字更体面。
　　　　
　　　　同时，我认为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并不能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近年的恩格尔系数降低主要是由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不合理、超常规的上涨引发的。居民可自由支配的“闲钱”减少，恩格尔系数下降就失去了正面意义。因此，如当今这种恩格尔系数降低的现象，一是表明居民生活品质有所下降；二是意味着社会公益性急速弱化——这一问题的性质尤其严重。　　
　　　　　
　　　　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就会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
　　
　　　　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于1857年阐明了“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根据这个定律如实对城乡居民做家计调查，其资料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长期在60％左右高居不下，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数亿人口不得温饱的赤贫状态。但，由于国家、地区在收入、消费、生活习惯、社会福利等方面特点不同，使用这个系数做国家、地区间的对比并不可靠。用来比较中国内地的不同地区，结果也不好解释。比如，陕西、宁夏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福建、海南的城市居民，而前者并不比后者的生活水平高。
　　　　
　　　　恩格尔定律的原理非常简单：在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食品数量是基本不变的这个前提下，如果这笔食品开支的比重（比例）下降，自然就意味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增加。但我们的经济学家、统计工作者和官员对这一应用前提不屑一顾，备受国际上推崇的恩格尔在这里就只能被迫当个小丑角色了。他的“系数”，就像个“二皮脸”的“二百五”，反算正算，只获得一个吹捧帮腔效果。反映一种长期趋势还比较客观的恩格尔系数被逐年论月的计算、引用，不厌其烦的证明着一个大好消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媒体总是告诉大家：恩格尔系数创历史最低；XX地区进入了“富裕时代”；“如今的老百姓越来越会享受生活的乐趣”。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简直太神奇了。两个地区、家庭假如有相同的系数，真实的生活状态却会有九天九地之别，甚至，系数低的反而要比系数高的生活质量低许多。
　　　　
　　　　“吃”的活动和消费，在中国不好简单地归为食品支出。 “一顿吃头牛”，吃掉“穷人半年粮”，一桌36万元的天价宴席……这还叫不叫“吃”很难说。靠公款吃喝维持富裕的酒店比比皆是，大量的食品、饮料真实地被消耗，在食品开支上却反映不出来。
　　　　
　　　　假定一个科长级公务员月薪1500元，吃掉600元，恩格尔系数为40％，和一个普通农民差不多。当然，实际生活水平和实际感觉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让经济精算师来算帐，加上住房、医疗、交通、旅游、公家文体设施使用等种种实际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公务员的实际月薪就可能增加四、五千元，他的恩格尔系数则会降到10％以下。但这个接近真实的系数不会出现，因为公务员的收入、待遇是不透明的，也没人去界定。
　　　　
　　　　最痛苦的时光，可以“统计”或“计算”成最幸福的生活。一个上访者每天支出4元钱，其中买馒头一元，住宿和交通费花3元，吃菜靠拣菜叶解决。这样，他的恩格尔系数是25％——消费低于每天1美元即为贫困人口，他消费不到半美元还有个标志“最富裕生活”的系数呢！
　　　　
　　　　各方面的“三乱”，都能起到降低恩格尔系数的作用。“三乱”越滥，效果反映越“正面”。强行拆迁和缺德“补偿”，有同样功能。
　　　　
　　　　一个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家中几个人到城里医院陪床，医疗费、交通费、房费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最大，除病人外全家人的吃穿用开支压缩到极限。这阶段，这家的恩格尔系数最乐观而生活却最痛苦。
　　　　
　　　　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而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为2236元，这个数字是由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在“坚持”中创下的。这就是说，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村居民如果得了达到“住院标准”的病，即便破产也住不起一次院。要住院，那么他的恩格尔系数则乐观到不必计算。
　　　　
　　　　来自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报告：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据此估算，我国患病人次数十年内增加了7.1亿，达到50亿。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城乡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持平，为3.6%。同时，城乡两周患病未及时就诊的比例也近五成，达到49%。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困难，其比例在城市和农村中分别为36%和39%。此外，调查者还对患者出院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为经济困难。另一方面，调查者比较了1993年到2003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
　　　　
　　　　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居民的教育费用成为第一消费大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蓝皮书中指出：对于已有子女的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开始，家长要交纳的各种费用，包括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小学至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等等，而这些费用加起来，早已超过普通居民家庭可以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众多家庭无奈削减了当前的消费开支，增加了储蓄额度。一名大学生的全年学杂费，从1989年的200元已经涨到了1万元，上涨幅度达到了50倍。就拿富裕地区温州市来说，“义务教育学杂费”一年上扬了33％，户均一学期教育消费近3000元。“平均收入”养不起大学生，“普通家庭”承受不了教育费用负担，对此，谁能说教育还没失去公益性？谁敢说教育费用上涨没降低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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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尔系数在中国成为“戏数”，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实现了一种“多元化”，即“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割裂”。不同利害的社会群体，不同质量的生存维持系统，不同标准的生活评价标准——主流社会认可并极力维护因人而异的一国多制的“国民待遇”。
　　　　
　　　　“恩格尔戏数”使“个体富裕”看起来恰似“宏观富裕”，并且再尽力提升为政治上的“国家光荣”和“全民感觉”。只要像头阉猪那样壮那样蠢那样胡乱吃饱就快乐，首要的“生存权”还是能够充分保证的。恩格尔给“平均线”下的人提供科学化专业化的数据支持，恩格尔系数力图给全体可口可乐的感觉。
　　　　
　　　　恩格尔系数已被当做一项重要的“影响指标”，用于考核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这不免令人担心：官员们如果持续大幅度提升教育、医疗、交通、通讯、住房等等费用以降低这该死的系数，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