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赵刚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难题。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厉无畏向记者透露，在即将开幕的2005年全国两会上，他将针对于此向全国人大提出自己的建议：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展。 建议为私人捐资成立基金会大开绿灯

　　2月22日，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前一天，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两会上，民生问题便是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厉无畏代表告诉记者，民生问题也将是他在全国两会上关注的中心议题。

　　厉无畏认为，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收人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央也意识到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并试图通过二次分配（即税收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公平问题。然而，由于过高的所得税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财力都很有限，财政转移支付能力还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

　　所谓社会第三次分配是从支出上考虑，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里如何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也即实行社会收人的转移支付，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厉无畏强调说，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教育收费为例，有人认为高校收费过高使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大学，所以要降低收费。其实学费高低并非公平的标准，合理的制度应该是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美国大学的学费高达几万

美元，但很多中国学生去读书时一分钱都没出，因他们拿到了各种各样的奖学金。穷学生为什么可以不付费、少付费?因为有富人付出了高学费，有大老板捐赠建立的各种各样基金（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等），他们在背后支持着美国高校的正常运转。

　　厉无畏坦言，他这次进京，将会为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各种基金会“要政策”。他认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出现了一批富豪，他们有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意愿。社会也已具有一定的实行转移支付的条件。

　　然而，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社会基金，但大多还是有政府背景，这种办法对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的鼓励不足，往往还会有摊派之嫌。而且这些基金数量有限，家底有限，能发挥的作用也有限。下一步，应该实施更有效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捐款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

　　为了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基金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字命名，允许设立者对该基金的运行章程有一定的话语权。此外，我们还应该为私人捐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便成为一种社会所有的财产，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用于资助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事业。

　　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展　中国需要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

　　无独有偶，在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厉无畏也曾就深化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当时他主要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税收等手段强化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以此达到社会收入的相对均衡。

　　厉无畏告诉记者，之所以会在三年后强调第三次社会分配的重要性，与其近年来的经济调研工作有直接关联。

　　从去年开始，厉无畏开始关注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一系列的调研活动中，厉无畏发现各种社会基金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国外不少文化创业企业在起步时都曾得到过各种基金的支持。而当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一定规模后，所有的社会公民都可以从中受益，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水准。此外文化创意产业还会与传统工业形成良性互动，制造业与文化创意结合后可能产生高出原来数倍的附加值，使当地的经济结构和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

　　过去，我们谈到民生问题，想的比较多的是如何解决最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帮助所有不太富裕的社会公民过上较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能力。社会力量设立的各种基金往往更加灵活、主动，能够高效率的渗透到文化、教育、科研等各个层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中，应鼓励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捐款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这既体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也让个人和企业通过基金树立起社会责任的形象，改变社会上的仇富心态，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此外，各种各样社会基金的建立又有力的支持了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好各种社会力量，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高效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