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王焱  


　　提起袁世凯，人们会联想起东汉末年的曹操，尽管在时间上相隔千年，他们两人却同为乱世崛起的政治枭雄。

　　不过不要说文治武功，仅仅就政治智慧论，袁氏其实也不及曹阿瞒多矣。当年东吴的孙权曾力劝曹操废汉称帝，曹氏一眼窥破政敌的用心说：“孙权小儿这是要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啊！”坚执不肯。而靠练兵起家的袁氏，晚年本来已经贵为民国元首，却为一伙宵小包围冲昏头脑，贸贸然去复辟帝制，结果自己把自己放到火炉上烤得焦头烂额。

　　不过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由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袁世凯却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晚近出版的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尽管只截取了袁氏当国时期的一段历史，但作为破题之作，却颇多洞见。

　　历史研究首先需要批判性地掌握相关历史文献，但单纯的文献考据并不是完整的史学工作。史学家还需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概念化，建立起宽泛而富于弹性的历史框架，从而使历史得到理性说明，并获致意义。唐氏以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作为历史框架，不仅型构出一个恢弘的近代史体系，而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性化的历史目标模式。

　　对于传统的帝国政制来说，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其以帝王为中心，“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应当说是具有强大历史文化之正当性基础的政制。如果不是因为现代性以急风暴雨之势在华夏社会登场，尽管一姓之王朝会有兴替，政权也可能发生移转，但作为一个延续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政制，却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清王朝自开国以来，其统治实践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不过自清中叶以降，伴随着西方文明东渐，遂面临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之战，其实清王朝本来有60年充裕的时间来应对这一挑战。但是由于统治者的目光短浅，一味因循迁延，结果在应对这一变局时左支右绌，江河日下。这便为枭雄袁世凯提供了机遇。正如本书指出的，中国史上“乘乱篡位是有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这正是政治枭雄揽政弄权的篡夺心法和不二法门。在这一历史谱系中，有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等等。袁氏踵继其后，抓住时机，弄权称兵，不断扩大自身的权力基础，最终终于登上了民国元首的宝座。

　　作为乘乱攫取政治权力的枭雄，袁世凯并不懂得踵继帝国之后而起的中国将会进入一个民治时代。

　　这个“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面对这样一种政治社会结构演化的客观实在，政治枭雄获取正当性的惟一途径，即在于通过不断完善民族国家的构建，以推动中国政治社会的转型。

　　袁之所以不如曹，不在于他们之间的权谋高下，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迥乎不同。尽管作为一位政治人物，袁氏盛年也不乏爱国热血，也曾参与强学会和洋务运动，并一度主张君主立宪，但说到底，他终究对政治现代性缺乏体认。如本书所指出的：“袁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在袁氏心目中，大概至多以为自己不过是个重演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而已，而非转型时代可以为民族国家发凡起例的大政治家。

　　然而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与古典时代早已大相径庭。如果还处在古典时代，大清帝国恐怕也轮不到他这样一个竖子成名进而觊觎神器。纵观近代历史，执钧者往往当局者迷，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身后国家民族之大义。唐著于此反复致意。作者盱衡百年史局，可谓一语破的。正是由于中国内部与外部的结构性压力，最终把这位为帝制中国送终的人也送了终。

　　还在袁世凯与清流领袖张之洞同入军机时，袁曾对外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言下对学问一道颇存轻视之意。历观袁氏一生，政治上不乏手腕，行政方面颇具长才，其以“办事人”自负，良有以也。但学于西洋的辜鸿铭却对此一针见血地痛下针砭：“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能办得好的。”

　　辜鸿铭的话尖刻辛辣，不过盖棺论定，袁氏一生的功业付诸流水，不正失在欠缺那一点关乎历史政治的“学问”上吗？结果他将社会转型的大革命，错当成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老故事，终落得身败名裂而为天下笑。作为近代政坛上的千年老狐，枭雄袁世凯地下有知，恐怕也不能不对辜氏的这一评语颔首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