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xiaopei2  整理人：xiaopei2  
  　左安龙
　　
　　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
　　
　　１９６８年毕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表演专业。
　　
　　１９７０年复员，进入上海第一钢铁厂。历任：搬运工、冰箱工、检修工、电工、木工、采购员和工会办事员。
　　
　　１９８３年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他的媒体之旅。
　　
　　初见左安龙。脱去鸭舌帽和运动外套，坐稳，没有寒暄，也没等我们开口，他口中就冒出了一句感叹，“你们不用采访我，我已经过了该红的时候了，我这把年纪，都应该考虑退了。”一脸的忧郁，深深的眼袋，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第二次见左安龙。这位被海外华人书评家称作中国股民“神甫”的老人，显得随和了很多。话聊得多了，慢慢地，眼前的左安龙不再是荧屏上的左安龙，而更像是一位平和的老人。
　　
　　我们开始知道，已经６３岁的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面对老去，同样无奈；我们开始知道，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左安龙没有像绝大多数老人一样，选择安逸舒适的退休生活，而是每天西装革履、领带话筒，用他的敏捷才思，用他的伶牙俐齿，用他的“左氏风格”，执拗地与那些比他年富力强的嘉宾做着思想的碰撞……
　　
　　第三次见左安龙。我们知道了更多的“秘密”。比如，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喧闹和骚动开始退却，他会一个人坐在黑暗里，被钟爱的古典音乐和红茶的清香包围，冥想，一言不发。“其实在我开放的外表之下，一直有个封闭的自我，不愿意被人触碰的内心世界，在那里有顽强的自我……”他缓缓地说着。
　　
　　“我喜欢冲在前头”
　　
　　他安静地想了几秒钟，眉头皱起随后舒展，似乎要为下面所说的话，寻找最合适的字眼：“我们都是弱者，孤立无援。在夹缝中生存，在阻碍中前行，直到碰到头破血流。”他说的是中国股民，然后他顿了顿，说：“我也是一样。”
　　
　　左安龙——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著名节目主持人——以这样的开头讲述起自己的往事。
　　
　　１９４２年，左安龙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２岁时便被母亲过继给她同父异母的长兄，从此便在矛盾而又复杂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在一系列复杂情感纠结的影响下，左安龙很早就成熟起来。
　　
　　有两个人对左安龙的成长影响深远。一个是严厉得会动手打他的养父，“他非常聪明，后来发明了很多东西，获得了上海和国家的发明创造大奖。动手能力强，总是想出人头地，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另一个是左安龙的姐夫，也深深地影响着他。这位原新华书店卖书的工人，后来当上了大学体育老师，“虽然结婚后才开始练习竞技体育，但却保持了国家工人运动会和上海市工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纪录。”他说。
　　
　　左安龙承认，养父和姐夫的人格魅力和顽强的作风影响了他一辈子的价值观念——人活着就要努力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被社会认可。
　　
　　１８岁时，左安龙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闸北区一所民办学校的语文和体育老师。
　　
　　１９岁时，左安龙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解放军艺术学院来上海招生，左安龙幸运地被录取了。４年的学习结束后，被分配至边疆骑兵文工团的左安龙却复员了，原因是中苏边界关系恶化，战争开始。一纸通知让他回到了上海，在第一钢铁厂做工人。
　　
　　这一干就是１３年。从搬运工、冰箱工、检修工、电工、木工、采购员一直干到工会办事员。这期间他的同学有的成了著名的话剧演员，有的成了剧作家，反正都是在艺术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别人都很顺利，就是我不是，当时我真是个倒霉蛋！”
　　
　　如今说起这段时间的经历，左安龙倒是没有多大的抱怨，反而感谢这些让他经历了更多的历练。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左安龙的目标都是希望把工作做得最好。这种信念让这位当时还是２７岁的电工班班长，在几乎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跟着老师傅爬上了高压电线杆，浑身湿透地完成了任务。
　　
　　左安龙，当然不是那种甘愿面对命运“惩罚”的人。
　　
　　年龄太大，不是科班出生——这都是堵挡在左安龙面前的“墙”。尽管有不少人在他背后说他是“野路子”，但他还是依然故我，风风火火。
　　
　　“吃亏未必是坏事”
　　
　　风风火火的个性给左安龙带来的是更多的磨难，然而碰壁多了，也碰出了更多的经验和理性。
　　
　　“还是古人有远见，吃亏有时候反而是好事。”左安龙说。４０岁时，左安龙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在老同学的推举下，他进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给只有５分钟时间的“观众信箱”栏目做通联工作。这档节目当年竟然被评为观众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之一。
　　
　　接下来左安龙被分配到电台小卖部经理的职位上，没想到他管理的小卖部最后成为电台５个经营实体中惟一盈利的部门。
　　
　　“太理想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左安龙品着红茶慢悠悠地说，“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再追求理想。”
　　
　　进入电台１０年后的一天，左安龙终于有机会做一名正式的记者了。当时电台没有跑金融口子的记者。于是，５０岁的他就揣着笔记本，混在３０多岁的年轻记者堆里在金融市场里跑来颠去，追求着似乎遥不可及的理想。
　　
　　因为一篇质疑人民银行的稿子，左安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正在接受调查。就在同一天，上海电视台农村频道正开播，一个熟识左安龙的编导希望他做嘉宾主持，主持一档仅为５分钟长度的节目《金融市场漫谈》。他当时就和编导“摊牌”：“我正在接受调查，你怕不怕我上你的节目，你不怕我就去。”
　　
　　就这样，他悄悄地走进了演播室，从此注定了他的人生不再是静悄悄的了。
　　
　　１９９３年，５１岁的左安龙成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市民与社会”的主持人。渐渐地，每天中午，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
　　
　　现场直播，谈话栏目，市民与社会。这些字眼也和另一些字眼联系在一起，比如：思维敏锐、阅历丰富、真诚而透彻。
　　
　　所幸，这些左安龙都已经具备，他懂得每一个打进电话来诉苦或者发表言论的听众的想法。
　　
　　“这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智慧，而是他们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苦闷过、焦躁过、不安过。这是个变革的年代，所有人都面临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碰到过的问题。我们需要倾诉，需要被别人所理解，需要有地方发泄……”
　　
　　节目还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官员——如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等。面对权威，左安龙显得游刃有余，他不盲从，而是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像剥笋一样把权威们的观点引向核心。
　　
　　“我一直诚惶诚恐。面对权威，总是很困难的，有时非常困难。因为我清楚自己并不是内行，好在我这个外行人会说一些内行话。”左安龙说。
　　
　　性格的大胆和激进是与生俱来的，而理性则是碰壁、受挫了那么多年来锻炼出来的。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在受挫了５５年之后，左安龙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正在上海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主动表示很希望上左安龙的节目。一个国家总统把整整５０分钟的时间交在了这个曾经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小卖部经理的人的手上。
　　
　　为了这５０分钟，左安龙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琢磨了所有可能问到的问题。至今，所有的细节都还在他的脑子里，他说，他一分钟一秒钟都不曾忘记。“我一点都不紧张，准备了那么久，你知道，这难道不是你一直都盼着的机会吗？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挑战吗？”
　　
　　关于“教育”和“美伊关系”的提问是左安龙最得意的，因为在他看来，我国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教育问题，而克林顿在担任州长的时候就对教育得心应手；另外对于美国能否和伊朗进行“足球外交”的提法则广为传播。克林顿对教育回报的具有穿透力和鼓舞性的回答，至今被左安龙津津乐道——教育的回报就是未来，就是整个世界。
　　
　　在节目播出后的几个小时里，伊朗领事馆就特地派人通过私人途径向他要了克林顿对“美伊足球外交”的美好愿望的发言。
　　
　　节目无疑是历史性地成功，左安龙从此被更多的人们知晓。
　　
　　谈到这段经历，左安龙的脸上是无比的光彩，他称这是他主持人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一直在做准备，而且我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曾经说过自己要做成一件事，总要比别人多数倍的磨难，而且往往还是历经数倍于常人的磨难之后事情还不成。
　　
　　“然而，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他说。
　　
　　“我们都需要学会生存”
　　
　　２０００年，左安龙不再被允许在有线电视台兼职做节目主持人。他遗憾地离开了“市民与社会”节目，“跳槽”去了第一财经频道，主持股市评论节目。
　　
　　这一年左安龙正好５９岁。
　　
　　一晃４年，左安龙的节目的人气指数不断攀升，咄咄逼人的“左式风格”已经让股民们习以为常，并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景。
　　
　　老左是个急性子，在节目录制前，他总是忧心忡忡，语速极快，脸上的笑容也显得僵硬。他和嘉宾匆匆交流了几分钟，就开始了节目。采访的时候，我们曾看到录制现场，和嘉宾笔记本电脑连接的大屏幕发生了故障，维修了１０分钟也没有解决问题。再看看左安龙，只见他紧紧攥着拳头，双眼瞪着屏幕，两道眉毛也竖了起来。
　　
　　“我脾气不好，在不顺利的环境下那么多年，总是会很焦躁。”老左坦诚地笑着。他说自己已经过了那时刚做广播节目时的紧张状态了，“那时最困难了，没有主持经验，就怕砸了再也不让你做节目了。”
　　
　　节目火了，但左安龙仍不敢掉以轻心。每次出镜前，他都要对着化妆镜一丝不苟地梳理自己不多的头发，然后去走廊里的衣柜前换上白色衬衫、灰色西装，并在好几条领带中挑选出花纹与之相配的那条。
　　
　　“我每天回家都会认真地看自己的节目，看自己的观点、说法是否正确，语气、笑容、姿势包括服装我都要好好观察，以求更好。”
　　
　　当然还是有人指责老左的分析不正确，甚至有人说他是“托儿”。一次有人写信给他，说他推荐的一个嘉宾的分析都是错的，而老左却一个劲地帮那个嘉宾说话。
　　
　　收到信的二天，左安龙就在节目里重播了当时那位嘉宾的节目录像，结果嘉宾的预测并没有出错，观众来信的论点显然无法成立。
　　
　　接着左安龙在节目里说了这样的话：“一切只有在阳光下，才能没有藏污纳垢的事，才能公正……希望这位观众继续监督我们的节目，只有您的监督，我们节目才能越办越好。”“当时我突然感到应该是这么说……我们的节目不是为了告诉大家去买股票，或者应该买哪个股票，这都不是媒体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告诉观众这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而至于投不投资，怎么投资都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
　　
　　和当初消费者维权、“市民与社会”一样，如今的左安龙依然做着社会启蒙的事情。正如他所说的，中国广大的股民的确是“最悲哀的人”，他们的悲哀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所处的股市是怎么回事。
　　
　　当然他也炒股票，但是不“敢”炒大，因为害怕失去散户应该保持的立场和状态，同时影响节目的公信力。
　　
　　“我不是上帝，我面对的不是迷途的羔羊。我们都是弱者，孤立无援。我们需要学会在夹缝中生存，在阻碍中前行。”他说的是中国股民，然后他顿了顿，说：“我也是一样。”（张 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