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制度，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制度，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明朝万历皇帝为修复被烧毁的坤宁宫，大派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吴思在研究了这些宦官的行为后产生了一点疑问：“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研究结果验证了伟人的那句话：“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恶政是一面筛子”——吴思一语道破天机。

　　勿需忌讳的是，股市政策方面确实存在很多昏招，因此类似的疑问存在于许多投资者的心中：“握有品牌和资金优势的上市公司变为垃圾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

　　著名经济学家宋国青教授基于对中国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曾经认为，中国股市1500点应该是大底。不过，在一项更为细致的研究之后，他改变了看法。研究结果表明，除2003年上市的公司以外，其他年份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该行业的社会平均值。数据显示，中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正在“垃圾化”的进程中运行，这一进程在公司上市4-5年时显现，6-7年时加快，7年之后呈现明显的“垃圾化”特征。

　　研究人员分析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公司上市之初便大肆包装，与庄配合，经过4-5年后，公司做为庄壳的价值已基本丧失，于是走上价值还原之路；二是公司圈到钱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置换，置入垃圾资产，置出优质资产。

　　《潜规则》一书认为，官场中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那么，造成上市公司“垃圾化”也是定向选择的结果吗？让大多数上市公司最终成为“恶霸”的制度又是什么呢？

　　吴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股市中的制度设计让“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不需要有良心，甚至不需要尽责经营”。剥去纷繁复杂的表象，诸多事件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本源特征：中国的上市公司掌握在经营决策者手中，而决定经营者升迁任免、财富收入、功过评价的权力却不在投资者手中。假如经营者谋求流通股股东利益和谋求自己及周围代理人的利益一致，这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一旦冲突，首先被放弃的将是投资者的利益，这便是定向选择的结果。

　　古代清官之所以能流芳百世，而数千年来能为世人记住的仅区区数人，实在是因为选择做“清官”其实是选择了一条很辛苦的路，非常人所能。清如海瑞者，生前官至省部级干部，身后却连丧葬费都凑不齐，有诗曰：“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虽然这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守法经营，为流通股股东谋利益的公司，但感觉起来他们就像古代官场上的清官一样稀有而难得，因为实际上，他们不必如此就可以使自己及周围的利益群体过得很舒服。相反，照顾了投资者的利益，势必就“侵害”了其他集团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者如果选择了站在投资者利益的一方，便多多少少选择了与其周边利益集团为“敌”的立场：从维系领导关系的支出，到如何对待上下级的吃拿占用，甚至补贴职工福利……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面筛子，筛走了“清官”，留下了“恶霸”。

　　实际上，决定筛子标准的人的利益，最终决定了上市公司定向选择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这是一面根本不希望国有企业漏下的筛子，那么不管国有企业是清官还是恶霸，它最终都会被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