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xiaopei2  整理人：xiaopei2  


日前，有关专家的最新研究显示，虽然今年农民增收较快，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收入增长苦乐不均

“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刚参加税务稽查工作不久的小吴着实被刺激了一把。

人们都在慨叹社会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了，最新出炉的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感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顾严和杨宜勇两位专家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最新研究结论，“今年农民增收较快，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会超过0．35，这些因素导致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继续上升并达到0．465。2005年农民增收速度有可能出现下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今年3月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达到0．319。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

假如顾、杨两位专家测算无误的话，这意味着时隔不到两年时间，全国基尼系数和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创了历史新高。

“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lO％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在城镇居民财产中，金融资产会出现更加严重地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l／5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家庭将拥有超过城镇居民家庭总值2／3的金融资产，而户均金融资产最低的1／5城镇家庭的拥有比例会下降到1％左右。”顾严和杨宜勇的推断让记者吃惊不小。

目前，社会普遍感觉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收入增长越快。比如社会上一直流传着一句形容高收入行业的顺口溜－－“金（金融）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顾、杨两位学者最新的统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句顺口溜所言不假。“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从侧面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使得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越来越突出。

谁拉大了收入差距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赵人伟教授认为，有的观点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于经济改革本身或者干脆认为这是为经济改革应该付出的代价，看来这些观点都失之过偏。其实应该认真审视其中的基本因素，比如一些垄断行业和权力部门把全民所有的财产转化为部门所有，再由部门所有转化为个人所有。说白了就是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化大公为小公，化小公为私人，这是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把全社会劳动者的财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毋庸讳言，有一批人是利用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垄断、内部人控制、寻租活动或者设租活动等因素暴富起来的。“设租”敛钱的速度比“寻租”还要快。北京市一位经济管理部门的中层干部向记者描述了两种通过“设租”大发横财的形式：——相当一批第三产业国有中小企业高管借着国有资产从这些行业退出之际，利用职务便利先把企业做亏损压低国有资产评估价格，再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控股。改制后的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债务不但没了，马上大幅赢利，这些人借企业改制之机狂分国有资产。

一些垄断行业高管和权利部门官员发明了企业化的洗钱方式。比如，与亲朋好友合开一个与自己工作职权有关的公司，利用职务之便让有求于他们的企业和自己的公司进行不正当交易，达到间接受贿的目的。这样做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只要不被内部人捅破绝对不会露马脚。

“也有一部分高收人者的收入是正当劳动合法取得的，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代理行业从业者的财富积累就很快。如果代理的国外品牌比较好，每年会有上千万收入进帐。有的外资企业高管的收入很高，主要是他们拥有数量可观的期权。今年北京某外企两个高管在卖掉期权后光个人所得税就缴了4000万。一些大城市近郊拆迁也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税务专家如是说。

如何走出雷区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赵人伟提出了对改进收入分配状况的基本思路，“我们决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并因此而放慢改革的步伐，从而加大改革的成本。治本的办法是深化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

合理调整国有部门的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刻不容缓。杨宜勇开出了对症的药方，“对国有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尽快加强监管，防止法理上归全体公民所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个别人员的薪酬福利，应尽快探索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对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要进行有效监测和监控，避免借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之名行侵吞全民优质资产之实。”

发挥财政税收抽肥补瘦的功能是专家们一致的看法，他们建议，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通过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税种来缩小财产分布上的差距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日前有媒体报道，可能达到40％的遗产税很快就要开征了，消息一传开，不少身家丰厚的有钱人未雨绸缪，把名下一些物业的所有权转让给自己还在读书甚至未成年的子女，还有人干脆直接用子女的名义购置物业，以便在将来节省一大笔税金，“娃娃当业主”的现象日益增多。

“开征遗产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难道我们可以引进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利息税，就无法引进有利于缩小财产差距的遗产税吗？”赵人伟呼吁应尽快开征遗产税。

赵人伟同时提醒，运用教育政策、劳动力流动政策和产业结构转换政策等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对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调节同样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