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胡赳赳  




　　但愿担忧是多余的。

　　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各大媒体冠以“盛世危言”的标题予以报道，面对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丁元竹所希望的是：“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