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邓聿文  





　　在"郎顾之争"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论争刚开始时,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的沉默,媒体一片惊呼:"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然而,论争进行到现在,除了被郎咸平质疑的三位企业家出来低调回应外,作为利益主体的重要一方,没有一个企业家出来对论争发表意见,也没哪家媒体像追逐经济学家那样去追逐企业家。这到底是一个无意识的失误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这次论争牵涉到四方利益,即学者、企业家、员工和政府。除了学者外,最应该出来说话表达意见的还有其他三方。但是,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企业的监管者,政府应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因此,政府的失语应该能够理解,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政府必须失语。至于员工,虽然与企业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是,鉴于他们很多人为生存而奔波以及表达能力上的欠缺,他们失语也尚可理解。惟独企业家是最不应该缺席的,因为他们是被社会看作强势群体的。他们有着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表达公器,也是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被质疑的对象,他们理应站出来大声为自己申辩,然而,他们居然集体沉默了,这委实让人不好理解。

　　有人善意地从企业家的角度为其辩护,认为企业家不回应是忙,不像学者和公众那样有时间争来争去,打口水战。企业家是务实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真理。确实,张瑞敏、李东生和顾雏军在回答他们为什么不想回应的时候,都强调了这一因素。也许他们的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家在所有的时间都忙呢?对于其他问题,企业家能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为什么对于这个有关企业家群体的道德污点问题,企业家反而以种种理由避而不谈?显然,时间紧、事太多不是原因。

　　另一种解释是,企业家正处于弱势,不敢说话。张维迎就是这么认为的。张认为,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都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而舆论环境则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而这次在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姑且不说张的这个企业家舆论环境最差的判断是否恰当,即便如张所言,我们看到,去年也有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顶级企业家,对所谓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出来反驳,告诫民众不要有"仇富心态"。仅仅一年未到,是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恶化了,不敢说话了?还是面对学者和民众质疑的事实确有难言之隐,因而只好不出声了?

　　不必否认,即使是强势力量的企业家,也会在某个时候的某个时点上变成弱势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们的失语,也许有张维迎指斥的舆论环境差这个因素在内。但是我认为,企业家缺席于这场论争,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火候"上,企业家不宜出来说话。想想看,站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面对群情激奋的舆论,可能会惹火烧身；反戈一击,又可能得罪同行；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可能两边都不讨好。于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只有回避。

　　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比起经济学家来,企业家们的"失语"才是真正的失语。它使得这场论争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学界圈子里的"独脚戏",从而削弱了论争本身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