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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皮杂谈 ]
来源：[ 中华工商时报 ]
国有股减持、全流通、股权分置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传承，更有变化，其中的关键词则是发展。
国有股减持是2001年的概念，全流通是2002年的概念，股权分置是2003年的概念。2001年主导概念的人叫项怀诚，2002年主导概念的人叫周-小-川，2003年主导概念的人叫尚福林。
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并不是新概念，早在1992年就有人强行突破过，其后屡屡有闯关者，直到2000年中国嘉陵(600877)(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和黔轮胎(000589)(相关,行情,个股论坛)试点无疾而终为止。股权分置则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自2003年11月尚福林的署名文章“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原文是这样表述的，“在解决股权分置，上市公司部分股权不流通等对市场影响重大，涉及社会公众股东的问题时，必须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发展”。
股权分置和全流通的区别在哪里？
尚福林没解释，但是屠光绍有过很精到的概要，屠光绍提出了差异和差距的补充概念，国际化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这个进程中，要正确认识存在的差异和差距问题，不能简单用缩小差距的办法来缩小差异。所谓股权分置就是国内股市和国外股市的差异，而不是差距。解决好股权分置问题其实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全流通，就是取消国内股市和国外股市的差异，把差异问题转化为差距问题，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做法，也是目前国内不少激进派学者的观点，说到底就是推倒重来；其二是承认股权分置的现实，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承认这是中国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股的客观存在，承认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在承认现在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怎么改革？就是加强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障。“应当针对流通股这个特殊的范畴，全面研究流通股对市场各方面的影响，研究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以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为目标，系统把握和处理差异，要针对非流通股和流通股、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从股东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和投资者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更全面把握资本市场国际化问题。”（屠光绍语）
可惜的是，一个尚主席，一个屠副主席，提出了新概念、新思维，但是却没能在操作层面上得到证监会内部人士的认可和贯彻，更有人公开叫板，不搞全流通就什么都干不下去了。
事实果然如此吗？
成思危副委员长是位管理学家，对中国证券市场极有研究。成思危特别强调改革本身是一种路径依存。“这就像下象棋一样，走了第一步就会对下一步乃至几步有影响，而且还不能推倒重来。如果推倒重来，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尊重现实。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么我们就要承认这个现实，在已有的基础上来发展。”“股权分置肯定是不合理的，但这是中国股市先天性不足的问题，我主张对全流通问题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各方正在寻找一个好的方案，但是绝对不能匆忙。2／3的法人股和国有股，如果真的放出来，可能如同放出一只老虎，所以我一再主张要思考成熟再走第一步，否则到时没有退路。”
成思危的话是在和水皮的对话中说的，时间是8月13日。无独有偶，8月16日，中国证券报理论版发表波涛教授的文章，题目是“有必要重新审视股权分置改革”。
波涛的观点概括而言有三点。
其一，我国股市上前几年的国有股处置和目前主流的认识都是在割裂13亿人的根本利益和6000万股民的根本利益框架下寻求解决方案，都可能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和股市发展带来重大伤害，都走不通。
其二，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共识的结果，考虑到我国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的大背景，应该采取渐进式和阶段性进行式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其三，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决策模式，应当采取自上而下的集中决策与自下而上的分散决策相结合的模式。政府有关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市场中的各类中介机构及各类投资者，各自承担自己应对的决策风险，并获得对应的决策收益。
波涛拥有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的身份，波涛的这番言论显然是对前期同为规划委的李青原的驳斥，有没有背景水皮不清楚，但是波涛的立论是站得住脚的。
立论之一是应该把股权分置放到一个大背景下来看，与我们的所有制结构有关。中国经济目前还是两种所有制共存，国有经济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占主导地位，我们的股市是在这么一种结构中产生，它要反映这个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在两种结构并存的情况下，能否容纳一个完全自由的股市？要改到市场经济的股市完全全流通，是否合理？这种诉求是否适应现在这个结构，能否被接受？
立论之二是股权分置的推进不能阻碍股市的快速发展。而如何处理好新股与老股的关系恰恰是被各方回避的。波涛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我们可以设想，按照目前媒体所主张的试点方案，即便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进程又当如何？如果同时不设计针对新股的改革方案，那么股市将永远处在解决不完的股权分置之中？如果我们采取“新股新办法，老股老办法”，那么很可能由新股定价形成对老股股价的冲击。对于这种冲击，中国股市与现有投资者是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承受能力，我们启动这样的改革进程是否过于冒进？如果有这样的承受能力，我们将可以看到，中国股市的股价快速向全流通股价回归。而发生这一过程，则股权分置的突破口应选为“新股新办法”，而不是“老股试点”。另外如果选择试点方案，我们同样可以预期发生股价整体向全流通回归的过程。如果对以上可能发生的严重冲击不设计任何预案，即不对可能导致的政策风险做任何周密的设计，这种改革的启动方式可能是相当冒失的。
波涛的文章，点出一个要害，为什么同样的结果，有人偏偏喜欢拿老股作试点，而不用新股新办法？因为新股新办法对谁都一样，而老股则不一样。什么叫利益代言人，这就叫利益代言人。
坦率地讲，波涛的文章让水皮恢复了对经济学家的信心，对经济学研究的信心。过去，我们一直抨击“三拍”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现在三拍的干部不见少，三拍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
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休克疗法行不通。尚福林的股权分置概念还需要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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