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诸如法治、私人企业与金融部门的质量等软件上很有优势，而在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等硬件方面的缺陷不难克服。印度在改革上比中国晚了10余年。到1991年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时，在IMF的压力下，印度才终于改弦易辙，摒弃计划经济模式，渐渐走向市场化。当年主导印度改革的关键人物就是新近当选的国大党总理曼穆罕·辛格。
　　这位牛津结业、温文尔雅的经济学家在危机后临危受命，出任财政部长，正式开启了改革之旅，成为印度独立后宣扬与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第一人。辛格在强大的阻力面前，冷静而坚定地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削减关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内股票市场，并使卢比在经常账户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这些常规的市场化经济政策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当时深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新环境。继中国奇迹后，亚洲又出了一个印度奇迹。从独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印度的GDP增长率一直徘徊在2%～3%之间，是世界上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1965年～1980年间，全世界只有六个发展中国家和四个发达国家比印度增长更慢。这甚至导致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新术语，叫“印度式增长”，成了低增长的代名词。但1991年改革以来，印度的GDP增长率大幅上扬，年均为6.5%，近年来更是达到8%以上，直逼中国的高增长纪录。
　　印度增长势头很猛，但其中长期的发展前景取决于进一步的市场改革。印度最近的大选产生了一个包括左派党在内的联合政府，送出了一些放慢甚至停止改革的信号，在政策走向上造成了不确定性；孟买股票指数急剧下挫，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信心的冲击。但最终由印度改革之父辛格出台组阁联合政府总理，而他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盟友、哈佛培养的切达巴拉姆任财长，可以说从核心人事安排上保障了改革路线的延续。
　　作为国大党的资深成员，辛格对下层贫民有深切关心，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理念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在印度消灭贫穷。因此，印度的当务之急是扫除或减少那些制约经济长远发展的障碍。
　　第一，普及义务教育。印度独立后不久，即在1950年，印度政府订了一个目标，在10年内为全印度所有14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但是这个目标到今天也没有达到。印度成年人中40%是文盲，远高于中国的成人未识字率(15%)。而今，辛格总理计划在任期内大幅提高教育投资，政府教育在GDP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不足4%提高至6%以上。
　　第二，改善基础设施。印度的固定投资率为23%，远低于中国的38%，因而在许多基础设施领域方面(如交通、电力等)存在严重瓶颈，令外国投资者叫苦不迭。以电信为例，印度虽有全球驰名的软件产业，但整体通信基础设施落后，固网宽带覆盖率低，移动电话仅区区3000万，远不及中国3亿手机持有量。
　　第三，扭转政府财政。教育也罢，基础设施也罢，除了动员私营部门(包括外资)参与，还有赖于大量公共投资。但印度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赤字高达GDP的10%。每年政府预算中，一半用于付利息，1/4用作军费，1/5是五花八门的补贴，此外所剩无几，难以满足教育与公共卫生部门的必需支出。财政改革是印度面临的严峻挑战。
　　那么印度优势何在呢？在一个宗教、种姓与语言林立、穷人与文盲充斥的国度里，印度能够建立起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堪称奇迹。不管宗教、族群与社会矛盾如何尖锐，印度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或内战，政治权力通过多党竞选的方式和平、顺利地转移交替。这种政治上的稳定性降低了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为经济长远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印度的法治与媒体自由，也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国民中的英语普及程度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也为印度提供了一个竞争优势。印度的知识创造型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此外，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私人企业发展得较好，私人部门(包括银行)平均而言比中国企业更善于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和有效率。
　　在近20年的经济发展角逐中，中国改革开放比印度早了10余年，因而在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与GDP增长率上都比印度高出一筹。但正因为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高度关注，赶超中国成了印度举国上下的目标。以印度的“软件”优势如法治、私人企业与金融部门的质量，印度目前在“硬件”(基础设施与制造业)方面的一些缺陷其实并不难克服。印度已经悄然崛起，中国不能盲目自大。(《财经》杂志，作者为高盛集团(亚洲)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