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尹涛　浩民

    “五一”长假前， 一位国际投行界人士告诉记者，“我们已经沽空了所有与中国概念相关的期货和股票。”

    此后不久，有关“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硬着陆”的言论如平地惊雷般地爆发出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David Ignatius）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当局正在试图软着陆，但软着陆如果不能成功，中国经济可能崩溃。随之，欧美股市与中国有关的股票全面暴跌，日本、香港市场也大幅下挫。国际国内证券市场都正陷入恐慌后的观望。

    中国经济究竟能否成功软着陆？多位经济学界权威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普遍持谨慎乐观态度。

    局部过热？总量过热？

    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争论，迅速升级为究竟是局部过热还是全面过热的争论，且至今未休。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谋部门——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专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总量并未过热，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某些投资领域投资过度，同时，就业矛盾和“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但他们强调，要谨防局部过热演化为全面过热。

    对此，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只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提高效率和增加投入。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靠投入的增加。而资源投入在不断大幅提高，以至于资源供给已无法支撑经济持续以当前的速度增长下去。这样的经济一定是总量过热的。他们将当前的经济形势称为：“没有温度的高烧”。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甚至大呼：“中国经济确实已经过热！而且很过分！”因为这种增长“不可持续”。

    分析上述两派观点，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形势已经到了总量全面过热的边缘。

    硬着陆？软着陆？

    国外分析人士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判断，大概来自于“五一”长假前后，出台的几项抑制投资的“铁腕措施”及其引发的钢铁价格暴跌等现象。

    国内权威专家认为，以上判断依据并不充分。专家认为，此次经济高涨与以前不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空前。这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资金需求对于资金成本的变动不敏感，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能否获得资金；二是地方通过划整为零、暗渡陈仓等种种办法来摆脱宏观调控政策的束缚。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政府甚至敢于“下马中上马，风浪中前进”，不断与中央政府博弈。为此，政府不得已才祭出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判断，虽然抑制投资的一系列市场及行政手段一定会见效，但出于税收和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然不会有明显下降，且在中小项目上仍拥有审批的自主权。因此，投资增长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大幅下降，但还会保持在10%以上的正常速度，不会跌入低增长或负增长区间。加之居民消费及进出口均将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硬着陆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央行刚刚发布的首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支持这一判断：年初确定的新增人民币贷款2.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基本上可以实现，尽管这一新增贷款水平低于去年，但也是历史第二高，比第三高年份还高出7500亿元，所以不会造成硬着陆。

    素以谨慎著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对于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表示了“谨慎乐观”。他说，虽然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已经有点晚，但现在中央下了决心，宏观管理部门是完全有能力实现软着陆的。

    持乐观态度的不只是国内专家，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国际投行界人士。德意志银行分析师马骏认为，此次的紧缩政策比以往都来得轻微，中央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早地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在心理上给了人们很强的预期。中国经济某些过热的现象会得到很好的遏制，今年GDP增长率只会轻微下滑。

    斯蒂芬·罗奇，这位美国华尔街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坚信，中国极有可能在2004年迎来软着陆。瑞银华宝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许多资源没有利用或利用不足，完全有能力保持高速增长，经济上行周期远未结束。目前过紧的调控很快会放松，甚至可能会作反向调节。

    预测最为悲观的当属JP摩根，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郑杏娟预计，中国CPI指数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达到顶峰5-6%，全年平均水平为4-5%，这提高了进一步收紧信贷的可能性，增加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为此，她将2005年的中国GDP增长预期下调为7.5%。但即便如此，郑杏娟仍然认为，中长期而言，由于央行注意到过度紧缩可能产生的风险，中国经济仍能实现软着陆。

    结构调整？总量调控？

    虽然各界对于中国经济软着陆前景纷纷表示乐观，但对于调控的手段却分歧较大。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改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最重要的措施是管紧土地，看好信贷。目前，主要是控制城市建设和部分地区的房地产投资项目，以及几个投资过多行业的建设。这样，就可以避免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问题。

    一些学者及市场人士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高盛（亚洲）执行董事、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看来，“行政的调控手段将会带来制度上的麻烦，而运用价格的工具（包括利率、汇率等）将会使效率和效果更好。”

    中金公司分析师范维维等人认为，投资过热绝非个别行业和部门的，而在于社会投资总需求的膨胀，必须用总量的方法去抑制。仅仅通过结构性调整的紧缩性措施将不会对抑制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产生明显效果。受利益驱动的投资主体加上社会资金面的宽松，结构性措施很容易被投资主体采取迂回的策略所绕过，使宏观紧缩政策的有效性下降。这也是前一段时期宏观紧缩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持后一种观点的专家进一步强调，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体制性改革，以此来消除经济过热的制度根源，从而标本兼治，例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具独立性等。（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