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2日 18:06:13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２日电 题：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摆脱政权“兴亡周期律”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柴海亮　丁静

　  ５２岁的杨高升前不久又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算上这届的３年任期，皮肤黝黑的杨高升已在延安市西郊山坳里的这个名叫下砭沟的村子担任３５年的村支书了。

　  杨高升此次当选听起来颇为不易。他说他的参选资格必须要先分别通过群众和党员的推荐才算有效，然后再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因此他的竞选演说既要“实在”又得要争取“打动”每一个人。杨高升最终赢得了９０％以上的党员和群众的支持。

　  然而，杨高升未来３年内的工作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必须要全力兑现他所作的竞选承诺：让６００多名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增长一倍，平均每户拥有５０平方米以上用于商业出租的房屋。

　“否则，我就得灰溜溜地永远结束我的村支书生涯。”杨高升站在村头，两公里外坐落着保存完好的毛泽东故居——枣园。

　  “两推一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一项基层干部民主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中共去年秋季召开的十七大还提出，要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

　  在６３年前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来访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黄炎培，谈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摆脱历代统治者“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这位已故领袖把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进北京执掌全国政权称作“进京赶考”，接受人民的考试和历史的考验，郑重告诫全党要竭力避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式的致命错误——因为胜利而骄傲腐化，并最终导致在很短时间内“人亡政息”。

　  毛泽东还提出至今仍被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警示的“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总结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研究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形势，实现了执政党指导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内的分析人士说，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拥有８７年历史、５９年执政经历、７４１５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巩固执政地位、确保长期执政的新路径：在“民主”“两个务必”等的基础上，添加了“改革开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都想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制度，发展自己的国力；不论何种阶级性质的执政党，都想巩固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社会主义中国及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不例外。”

　  “中国的前途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于其以改革的精神推进自身建设的现代化。”　严书翰说。

　   改革开放的３０年，被世界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综合国力上升最快、人民获得实惠最多、国际地位提高最显著的历史时期。ＧＤＰ年均增速近１０％，数额扩大约７０倍，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四；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额度增长约４０倍，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额度增长约３０倍；贫困人口锐减２．３亿多人。

　  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已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

　  已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并正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共产党强调，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只要有发展，就必须有改革。改革开放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中共领导人认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自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把先进性建设的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上全面加以推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还要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落实到提高治党治国治军的水平上来。

　  中共党建专家认为党的先进性包括思想的先进性和理论纲领路线的先进性，表现为走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前列、人民的前列以及时代的前面，而归根结底表现在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２００５年１月起，中共全党曾进行历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赞同党的自身建设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的判断，改革开放使党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和新考验，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都要求党的建设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

　  戴焰军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仍然只能由共产党执政而且长期执政，但党必须清楚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执政能力、如何增强执政能力才能执好政、掌好权，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的拥护和支持，提升自身的合法性。”

　“强调执政能力建设，科学认识和自觉把握执政规律，按照执政规律的要求执政，则体现了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将执政能力建设视为自身的一项根本建设和战略任务，因为它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强调执政能力建设还体现了中共对当前国际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目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整个世界处在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竞争。”　严书翰说。

　  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超过２０００美元，但是世界经验表明，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元到３０００美元阶段，也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的阶段。目前中国已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

　  另外，从中共的自身状况来看，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组织总体上很有战斗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建设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长期执政容易使党失去生机和活力，出现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理想信念问题、腐败问题、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问题等，造成党的生机和活力逐步衰减。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说：“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也是中共高层一再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准确认识任务的艰巨性和形势的复杂性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使用“执政”一词，最早见于邓小平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执政”二字开始成为中央领导讲话中关于党建方面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而“执政能力”一词则最早出现在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３日江泽民的《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一文中；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还以此为主要议题专门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文献，表明中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执政规律主要研究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内关系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执政党在其中活动的基本原则。

    对一般执政规律与中国共产党特殊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进行历史性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是对共产党执政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然而，自从１９５７年发生反右斗争扩大化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失误后，“左”的错误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执政能力的探索开始出现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迷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党内民主遭受破坏，整个社会混乱无序，表明毛泽东对党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的探索偏离正轨。

    “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全国性、全党性的大总结、大反思。中共以巨大的历史性代价换来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新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２０年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成功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严重的失误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契机。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的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历史悠久、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甚至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其教训很值得中国共产党深思和汲取。

    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丧权亡党教训更值得中共汲取：它们分别在执政七十多年和四五十年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和理论路线停滞僵化，执政方式墨守成规，党内民主严重匮乏，导致自身素质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党严重脱离群众，腐败现象盛行，逐渐失去民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季正矩说，虽然苏东共产党也试图通过改革实现脱困复兴，但由于改革误入“改向”的歧途，加之反共势力兴风作浪和西方国家渗透演变，又从僵化跳到分化、西化，遂在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的短短两年时间里相继垮台。

    季正矩认为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违背执政规律、执政能力严重下降”。

    党内的分析人士说，今后中共将继续在实践中坚持以理论创新带动各方面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在执政过程中加强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主要方面的建设。

    这包括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能力、意识形态控制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利益调节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完善制度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等。

    中共今后将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取得新突破，进一步规范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并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黄宗良说，中共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执政，并且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面临权利的侵蚀，而且还面临权利和利益的交易等更为复杂的情况，因此将着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不断增强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制度入手，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努力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利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进一步健全完善配套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

    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首部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共党内监督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成果。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有关方面还制定了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代表的上千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法规制度。近些年，全国每年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１．６‰。

    党内的分析人士称，中共将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增进党内和谐，并带动人民民主和社会和谐。中共将继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党内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

    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曾深刻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这是对政权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执政党内民主不足和遭到破坏，将会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普通党员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对党没有信心，群众更对党失去信任。苏联剧变前夕其国内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７％～８％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７０～８０％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

    戴焰军说，改革开放使中共的执政背景、执政资源、执政基础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它不仅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仅要巩固阶级基础，而且还要扩大群众基础，积极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一些社会阶层，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进党内。

    社会主义从诞生起就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竞争，其生命力和前途就在于不断发展、不断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的活力和优越性，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黄宗良说，政治文明成果并非都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总结吸收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还要研究借鉴西方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