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算起，已有十二年的历史。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切的体会：早在1990年12月19日，我曾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7年5月我又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2001年5月我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执法检查。2003年6月，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改起草组的组长，牵头负责《证券法》的修改工作。

　　作为一名金融战线的老兵，我从1951年起一直在金融系统工作，已52年。有幸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区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从手工操作到电脑交易的全过程。尤其是1995年5月至2000年初，我担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和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一段艰辛而复杂的道路，期间有不少工作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深入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对全面、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的证券市场，对今后的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无疑是会有些帮助的。

　　十年股市成绩斐然
  
　　正确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是证券市场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环节之一，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重大、责任重大，作为监管者，我们要担起历史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而奋斗。

　　正确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是证券市场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98年5月，我主编《证券知识读本》时，请江泽民主席为该书作批语，有这样一段话：“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建立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对我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批语，充分肯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十二年是辉煌的十二年，十二年走过了国外数十年走过的道路，浓缩了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所经历的波折与坎坷。我接触到的不少国外专家、学者都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表示惊讶和赞叹。

　　十几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民经济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支持国民经济的增长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6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250家，总市值约4.16万亿元；1991年至2003年6月底，证券市场境内筹资总额已超过7000亿元，为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开辟了直接融资渠道。

　　十几年间，一大批大中型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践中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拥有相当一批发展前景良好、受投资者青睐的优秀企业。它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增加了国内居民的投资渠道，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对推动当前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据统计，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884万户，股票、债券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居民重要的投资品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证券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伴随着市场的发展，一大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公司、评估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证券公司130家，总资产约5700亿元，营业网点2900多个，基金管理公司29家，证券投资基金78只，基金规模1375亿元，他们创造的价值构成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十几年间，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和信息系统建设也取得显著的成绩。经过努力，到2002年底，我们先后颁布实施了200多项法律法规，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此同时，经过前几年的清理整顿和不断加强监管，基本控制住了市场潜在的风险。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指引下，证券市场得到健康发展。证券信息系统的建设、网上交易的发展、集中统一的中央登记结算系统的建成等，都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提高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毕竟还十分年轻，还存在诸多问题。自2001年股市大跌以来，广大投资者的损失已达数千亿元，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证券经营机构面临非常严峻的困难局面。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还不高，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市场中介机构诚信观念、法制意识还较薄弱；弄虚作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机制还不完善；资本市场建立较晚，规模较小，直接融资比重很低，市场的结构、功能、品种以及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和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相关，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关，还与社会文化、传统思维和法制环境密切相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环节之一，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重大、责任重大，作为监管者，我们要担起历史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而奋斗。

　　清理整顿遏制风险

　　五项清理整顿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可概括为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等五个方面。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资本市场，受害各国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当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6个百分点，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会下降3个百分点，可见金融危机影响之大、破坏之重。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所涉及到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资本市场。尽管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当时的证券市场状况确实令人堪忧，一是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场外交易混乱、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

　　为了依法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设立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擅自设立股票（股权证）交易场所，隐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极大，一旦爆发重大问题，就会危及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按照《通知》精神，我们立即组织学习，统一认识，抓紧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顿证券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清理整顿的范围包括五项内容：清理整顿场外股票交易市场、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原有证券投资基金。从1998年4月开始，经历一年半的时间基本结束。

　　首先是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

　　这项清理工作，当时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全国涉及18个省市，未经国家批准，非法设立的股票交易场所41家，有520家企业在这些场所上市交易，涉及340万投资者，市值300亿。如果搞不好，就会酿成全国性的金融风险，甚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此项工作开始前，我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了调查摸底，力争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具体清理措施本着积极稳妥、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精神，区别不同地区、不同交易场所和不同挂牌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不搞简单的“一刀切”。

　　场外非法交易场所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权批设的，尽管从事股票交易是非法的，但我们还是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比如对清理挂牌企业，就采取了七条政策措施，分别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分别采取赎回股票、鼓励收购、吸收合并、股权转债权、推荐单独上市措施；不具备条件的动员原有股东继续持有股份，享受股东权益，并给予相应优惠政策；全部业务清理完成后关闭，符合条件的可以转化为证券营业部。整个清理整顿工作是按照先停止扩容、再清理业务、最后关闭场所三个步骤来进行的。

　　为了在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妥善化解风险，我们与有关省市的领导密切合作、反复协商，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并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及时化解了几十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到1999年底，涉及全国18个省市和340万投资者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全部关闭，520家企业全部摘牌，在没有花中央财政一分钱、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情况下，基本化解和消除了风险隐患。

　　其次是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

　　证券交易中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环境下，一些地方越权批设的。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技术手段日臻成熟，证券交易中心原有的一些功能大为削弱，管理的问题和风险隐患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有：证券交易中心直接参与股票的买卖；挪用会员清算资金；从事房地产等实业投资；开展虚假的国债回购交易；开展场外非法证券交易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安全运行和规范发展，而且扰乱金融秩序，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按照彻底整顿，妥善处理的原则，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目的是通过清理整顿，撤销证券交易中心，强化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清算系统，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清理整顿的对象和范围是26家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投资设立的证券登记公司和STAQ系统。清理整顿分三步进行，即清查资产、分流业务、撤销机构。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清理整顿成本，充分利用证券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资源，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对撤销后的证券交易中心给予三条出路：一是可以由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收购，改组为证券交易营业部；二是符合设立证券经纪公司条件的，可以申请改组为证券经纪公司；三是几家证券交易中心可以联合组成一家证券公司，符合综合证券公司条件的，可申请设立综合类证券经营机构。
　　这项工作开始于1998年11月，1998年年底完成了对证券交易中心的资产清查和财务审计工作。1999年4月底，完成了各项业务的分流工作，提出机构改组的方案。1999年6月底，证券交易中心撤销完毕，人员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第三是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

　　在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前，我们从审计机关了解到，全国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的行为，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有的证券公司大搞帐外经营，用于房地产开发等长期投资，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有的已开始发生支付危机，债务纠纷不断增多。尤其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数额巨大，蕴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必须进行清理整顿。

　　从1999年起，我们深入开展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工作。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指导，对严重违规的进行严肃处理，如君安证券依法受到了处罚。对一般违规的，没有采取简单关闭的办法，对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证券公司，按照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有关规定，由原主办机关负责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同时，将现有证券公司逐步按条件规范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鼓励证券公司之间以合并、收购等方式重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形成一批规范经营、守法遵规的证券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整顿，在我离开证监会之前，全国90家证券公司，有35家证券公司完全归还了挪用的客户保证金，15家证券公司增资改制，批准了4家证券公司为综合类券商，11家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第四是进一步清理整顿期货市场。

　　纵观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从1986年就开始了理论探讨。开始试点后基本上经历初步形成阶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顿阶段(1995年-2000年)、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期货交易所为核心的较为规范的市场组织体系，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受不规范的交易方式和缺乏充足有效的监管体系等因素影响，中国期货市场在开设初期出现了盲目发展和无序状态。从1994年开始，证监会就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1997年5月，我担任证监会主席，继续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管理。主要对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进行结构调整，并重新调整了期货合约。清理了非法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期货经纪公司，清理规范境外期货代理业务资格，取缔非法外汇交易和境外期货交易。

　　经过清理整顿，原有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压缩到12个；179家期货经纪公司完成了增资和重组，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加强了期货市场的法规建设，出台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四个配套管理办法，从此，期货市场开始步入规范试点的阶段。

　　第五是清理规范原有的证券投资基金。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依主管机关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7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监管机关。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有25只，在大连、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联网交易的基金数量达28只，但此时基金规模很小，运作也很不规范，俗称为“老基金”。而且专业性基金管理公司也很少，不足10家。第二阶段是1997年11月至今，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布后，由证监会作为基金管理的监管机关。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引下，“新基金”开始规范运行。

　　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权批设了75只证券投资基金，总资产90多亿元，涉及22个省市、120万投资者。这些基金，大部分管理混乱，资产质量差，风险隐患大。1999年3月，证监会发出了对原有证券投资基金进行清理规范方案的通知，各证券交易中心交易的基金逐步摘牌，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清理与规范，清理规范工作于2000年6月底以前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是清理规范原有基金最关键的一年，同时也是是基金业大发展的一年，新基金迅速增加到22只，资产规模跃升为484.2亿元。至此，基金业的发展逐步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以上五项清理整顿涉及范围之广、清理难度之大，是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中央高度重视，正确领导，集中部署，较好地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这是清理整顿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2、在清理整顿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时间反复调研，听取意见，基本摸清了风险隐患和问题的症结，明确了清理整顿的目标，及时确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逐步化解风险，避免矛盾的激化。

　　4、按照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的原则，扎扎实实地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消除风险，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5、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六项政策推动发展

　　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能够促使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反之，错误的舆论引导和不当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股票投资是投资上市公司的未来，有一定的投机性，但不能过度投机，否则就会破坏股市的正常健康发展。我国股市建立的时间很短，容易出现过度投机的现象。1996年股市过热，股指出现超常暴涨，经常是全线飘红。成千上万基本不懂股票的普通百姓，抱着赚大钱的想法盲目涌入股市。当时面临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大家都普遍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下跌，即使下跌，政府也会托市。我们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股市过热的状况极不正常，如不及时遏制，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通过发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从舆论上进行正确的引导，树立理性投资的观念，明确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选择，获利归己、风险要自担。另一方面，宣布新股发行规模100亿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等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

　　通过精心治理，1997年的股市基本保持平稳，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在周边股市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国股市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成绩来之不易。总结原因，主要有：1、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股市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及时消除了泡沫经济的隐患，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3、从我国实际出发，没有盲目对外开放资本市场。

　　但是，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股市曾经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中有种种关于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担心与疑虑。据统计，1998年境内筹资比1997年减少了484亿元，下降36.6％；成交总量比上一年减少7177亿元，下降23％；印花税减少27亿元。同时，受市场低迷影响，公司上市速度明显放慢，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困难，二级市场价跌量缩，投资者信心不足。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当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向好，而股市却与整体经济形势的走向相背离。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正常，是我国证券市场新型加转轨所特有的，政府对此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宏观调节，否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此，我组织证监会有关部门对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客观的讲，六项政策的出台对引发“5.19”行情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形势。首先，继1998年以来，国家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经济政策逐步发挥效应，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结构和企业效益状况也发生积极变化，从而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其次，经过近两年的清理整顿和法制建设，证券市场运行秩序明显好转，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证券市场具备了规范发展的基础条件；再次，在1997年以来股市持续下跌过程中，众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资价值日益显现，客观上市场存在着上升的内在要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沪深股市才出现了恢复性上升。证券市场进一步转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为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市场而言，我认为，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无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一次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从那以后，“股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1998年,我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证券委主任、证监会主席，曾经到美国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运用利率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我认为，作为宏观管理部门要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要适时进行宏观调节。纵观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在必要时没有不进行干预的。遇到重大问题，进行适当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美联储主席表示认同。

　　当股市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包括经济的、法律的、政策的、舆论的多种手段。美国“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总统布什先后十次就股市发表演讲，树立投资者信心。香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果断成立调控基金入市进行干预。为应付金融危机，香港动用了1000亿港币稳定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能够促使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反之，错误的舆论引导和不当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方兴未艾

　　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着远大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回顾过去，把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十二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只是一次瞬间的跨越，展望未来，证券市场方兴未艾，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看中国证券市场，既要看到过去的成绩，也要看到现在的问题，更要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证券市场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从五个方面认识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

　　一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总量在未来20年内要再翻两番。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大量、持续的投资投入，这就要求我国证券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容量上都要有一个较大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段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应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只有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银行储蓄大幅增长，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7000多亿元。企业融资包括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流动资金，绝大部分都靠贷款，在我国企业负债率比较高，自有资本金比较低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着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特别是近两年来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据统计，我国2002年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重仅为9%，而世界许多国家直接融资比重至少占70%以上。这种局面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发展证券市场逐步求得解决。

　　三是我国众多企业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证券市场规模迟迟不能发展扩大，很难适应企业要求改制上市、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措资金的迫切需求。

　　四是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正在迅速发展，急需通过证券市场运作，确保合理的回报率，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规模过小，使商业保险面临连年亏损的局面，社会保险也不能有效地增值，这样发展下去难以为继。

　　第五，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机遇和竞争，如何应对当今世界上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探索货币市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显得更加紧迫。

　　我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着远大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附：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证监会第三任主席周正庆简历

　　1986.10－1993.06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1993.06－1995.06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常务副行长
    1995.06－1997.05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主任
    1997.05－1998.03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主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1998.03－2000.02中国证监会主席
    2002.04－2003.0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2003.03－今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