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财经》    作者：胡舒立

　　在新一届领导层及中国近中期发展方略已定之后，接下来要的是行动

　　10月22日上午11时30分，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闭幕后，胡锦涛率新当选政治局常委与众记者见面；紧接着，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随着“十七大新领导班子组成”这一最后的、最大的悬念获解，历史也翻开新的一页。

　　应当承认，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均意义重大，但就海内外广泛关注而言，五年前的十六大、今年的十七大，肯定还包括五年后的十八大，当为重中之重。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成长后已经处于历史性的“临界期”：对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内部体制转型和社会发展面临多重机遇和复杂挑战；执政党领导层也处于代际转换之时。十七大承前启后，具有特殊的分量。

　　恰如我们在此前的社论和本期封面文章中所指出，十七大之焦点有二，其一是大会提出的中国近中期发展方略，其二为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层。

　　如今，大会落幕，方略已明。十七大报告在回顾往昔五年之后，将改革置于各项论述之首，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明确“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用语掷地有声，消弭杂音。

　　明年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业内人士最为关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将如何深化。报告明确提出，未来国民经济须当“又好又快发展”，而且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需要悉心领会。

　　在相关的八项部署中，市场化取向相当清晰。例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列于首位，阐述时则申明既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亦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更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

　　处于攻坚阶段的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在八项部署中单独列项，重视程度超过以往。在财政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确定为改革基本目标，“提高转移支付规模比例”和“建立资源补偿机制”，列为通往目标的必要手段；在金融领域，“体制改革”“市场发展”“结构优化”和“多种所有制形式”成为关键词，“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正是有意着墨之处。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才是十七大最令人瞩目之处。胡锦涛在报告中坦承，“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明确“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并对未来政改做出专门部署。可以看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扩大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策略选择上，很有可能依循经济改革的经验，采取增量民主道路，并寻求某些领域、某些时段的局部突进。

　　作为政改增量与突进点，媒体近年来付诸较大热忱的基层民主，将成为未来政改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其内涵包括建立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而这一切正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在中国特有政治结构中进行改革，监督和制约权力是最大挑战，十七大报告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简洁鲜明，切中要害。此外，推进党内民主，改革立法司法制度，增进政治透明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等等，都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十七大的另一焦点是人事安排。此次中央领导人（25名政治局委员及3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三分之一为新晋。细读全部官方公开资料，新领导层部分重要特征可概之如下：

　　首先，绝大多数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均系青年学生，从校园直接进入社会底层，做过普通的农民、工人或技术员，其中还有近十人是“知识青年”一代。他们中学毕业后先下乡下厂，多年劳作之后才进大学之门，随后踏上从政之路至今（在上届领导人中仅张德江一人为“知识青年”）；

　　其次，全部具备大学文化，相当一部分受过研究生教育，还有些人通过在职教育获博士学位。整体知识结构属文理科相济，理论与应用知识兼备；

　　最后（但决非最次要），多数人兼具地方和中央、综合与专门领域的工作经历，一部分人还具备外事、金融等专业领域的工作经验，就整体经验积累而言，也可称优势突出而且互补。

　　这些特点，显示新一届领导人了解民间疾苦、有相当知识和经验储备，而且借改革风云奋进崛起，走到今天。这些事实令人鼓舞，足以使人充满期待。

　　放眼未来十年，如本期封面文章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言，我们寄望领导人具备“智识”与“豁达”这样的政治家品质。而着眼于今天，我们的意愿，就是让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方略付诸实现——不再是说，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