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李文玲  





　　——访《伟大的博弈》译者祁斌

　　记者：今年初，您翻译的美国经济史作家约翰·戈登所写的《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一书面市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翻译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祁斌：几年前，当我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就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很感兴趣，2000年，我回国加入证监会，投身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在工作中，我越发感觉到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知识的了解。我一直以为，与经济和金融一样，经济史和金融史也有很多规律可循，值得深入研究。而相对于其它国家的资本市场，华尔街的历史是我们建设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很好的参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全世界最发达和最成功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尔街在美国超越欧洲列强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必然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起到同样的重要作用。

　　纽约大学的梅建平教授向我推荐了美国经济史作家约翰·戈登所写的TheGreatGame一书，我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书名叫《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关于华尔街的历史有很多专著，而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并不只是简单讲述华尔街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美国经济起飞的大背景下去描述，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振兴与和平崛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记者：就您对华尔街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谈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华尔街对美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什么作用？

　　祁斌：华尔街在广义上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服务业的代名词。虽然，地理上的华尔街是一条长不过几百米的小街，而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不仅包括纽约最繁华的金融区里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包括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不仅包括每天在纽约的华尔街上忙忙碌碌的几十万人，也包括远在佛罗里达的基金经理、加州“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或美国投资银行在伦敦或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员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华尔街已经跨越了国界，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事实上，作为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总称，华尔街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金融帝国。根据2004年美联储数据，美国的资本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股市的市值达到17.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12万亿美元)的143%；美国债市市值达到36.9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308%。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从十九世纪早期大规模运河和铁路的修建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到后来的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美国重工业化的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无一例外地在美国兴起的。经济学家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事实表明，美国高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是一个强大的创新机制，它创造出了“硅谷”神话；它不断地发现和推动一轮又一轮高科技浪潮，是美国经济和科技产业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在被称为“咆哮的90年代”，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90年的2000多点起步，持续上涨到2000年的12000点左右，上涨接近6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这是美国股市一日千里的时代，也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资本和科技高度有效地结合，实现了美国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变，并使其保持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地位。

　　记者：您怎样理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伟大的博弈”指的是什么博弈？

　　祁斌：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华尔街的发展依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同样也不可能离开华尔街，两者的良性互动创造出了经济史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典范，使得美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迅速超越了包括日不落帝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历史就是一部博弈史，是一部在几个不同层次的博弈史。第一个层次是资本的博弈。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经济的概念，而资本市场是自由市场概念的延伸，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正是在人类本性驱动下的资本博弈过程中，资本的配置效率客观上被优化了。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将人类本性包括逐利、自私、贪婪等转化为社会经济前进动力的机制。

　　其次是金融中心的博弈。在美国建国之初，费城是比纽约更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为什么纽约能够超越费城？原因是早期费城的金融机构高度举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便难以为继，使得费城在与纽约的博弈中落败。在伦敦与纽约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决定因素是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第三个层次是大国的博弈。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博弈，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博弈。在美国发展的早期，美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资本输入。早期的美国证券信用度极差，后来才逐步改善。在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心理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并不希望看到美国的崛起，试图遏制美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当遏制无法奏效时，它们又想分享美国的经济成功，具体做法是到美国去投资或购买美国的股票。英国和美国的博弈最终以美国超越英国结束。190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英国的89%，到了1913年，这个比例成了105.5%。当纽约超越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时，美国超越了英国。这个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资本博弈、国际金融中心博弈和大国博弈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在当今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资本和金融资源的竞争更加白热化。例如，近二十年，一些新兴市场纷纷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争夺国际资本；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已成为全球主要交易所争夺的资源，包括中国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和多伦多等交易所，都在想方设法争取中国的公司到它们的交易所上市。

　　记者：您认为，资本市场对于一个国家和平崛起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资本市场的作用又是什么？它对战局的胜负有没有影响？

　　祁斌：梅建平教授曾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英国和日本为什么能战胜当时的满清中国？按照经济史学家的估计，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国力远远超过了英国和日本，分别是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在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条件下，到底是何原因使两个入侵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除了大家普遍认为的清朝政府腐败、闭关自守等原因外，他认为，历史学家们还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那个时期的英国和日本拥有一件中国没有的“先进武器”———资本市场。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通过发行战争债券来支持战争，而当时的清政府靠的是拨款和捐款，加之各个环节的腐败，使得北洋水师的军费开支都难以为继。资本市场对战争进程的巨大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

　　同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当时已经掌握了资本市场这一先进融资工具的北方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筹资，其筹资的速度远远大于战争消耗军费的速度，战争胜局由此奠定。而南方在战争期间主要依靠发行货币，最后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战前的9000%,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承受的灾难，这成为导致南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发展资本市场对于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有什么作用？

　　祁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资本市场也是帮助我们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我国发生的“铁本事件”，虽然它的发生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它反映的根本问题是金融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真正要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需要建立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建立科学的发展观，使我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世纪的30年代，通用汽车的总裁威尔逊主张让工人用养老金来购买股票，当时美国的右翼人士责问他，这样工人不就会成为资本家了吗？威尔逊回答说，正应该这样。1929年，在美国，拥有股票的人只占2%，今天，已经有超过50%的人拥有股票。几十年之内，更多的人成为了“资本家”。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极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在二十世纪，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用两条途径调节其内部矛盾，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向富人征收高额赋税，通过对社会分配的再调节来缓解贫富分化。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工人也持有公司的股票，虽然持股比例不一样，但仍然大大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进行国有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是资本市场有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使社会整体更加富足；二是资本市场为每一个普通人创造了公平交易和致富的机会；三是能有助于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持有股票，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企业的主人。因此，可以说，资本市场是我们实现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手段。

　　记者：在我国建设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资本市场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其他国家有无类似的际遇或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祁斌：我们应该从影响大国兴衰的高度来认识建设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美国的崛起与阿根廷曾经有过的历史机遇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阿根廷在20世纪的初期也曾有过与美国类似的发展机遇。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美国在当时仍然是一个乱糟糟的国家，当时很多欧洲人选择去阿根廷定居或投资而不是美国。而不到100年之后，阿根廷与美国已经无法相提并论。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没有起飞？造成这种差别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很多，但是，资本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否认美国资本市场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阿根廷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健康的资本市场来推动其经济的长期发展，是它在大国博弈中最终落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近代的发展尤其说明了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由于长期被压抑的民用需求得到恢复，拉动了经济增长所致。但是，在经历了一段粗犷式的发展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是因为初级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饱和期。而美国则依靠资本市场的推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近几十年，美国引导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和欧洲国家只是依靠模仿在后面拼命地追赶。

　　从中国的情况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初级消费带动的增长也会逐步发展到一个相对饱和的阶段。如何创造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增长，能够不断地发现并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记者：请您谈谈对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的看法。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还有多少机遇？

　　祁斌：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似乎能看到华尔街二、三百年历史的浓缩版。例如，在我们的市场上出现的券商委托理财的问题，与华尔街历史上出现过的庞式骗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我们市场的早期，也出现过类似于华尔街早期的投机者。而在电子交易、结算、监控等方面，我们又具有最现代化的手段和技术。可以说，我们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发展资本市场，我们理应借鉴其它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放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我国的资本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我们的流通市值不足1万亿人民币，而美国的资本市场仅通用电气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就有3万亿人民币。在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通用电气不需要用现金，只要用其巨大市值中的很小一部分就能将中国的电器行业全部收购。在道琼斯指数从1982年的1000点到1999年的10000点的过程中，美国股市膨胀了很多倍，这些虚拟财富为美国企业实现跨国购并提供了巨大的购买力。一个规模小、效率低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有效地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也显得力不从心。大量优质公司选择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增强竞争力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在眉睫。

　　但是，不管存在多少困难和挑战，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一定有良好的前景。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有集中的趋势，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最大、深度最深、流动性最好、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监管最严、法律最健全，所以说，全世界只需要美国这一个资本市场就够了。这种观点当然是片面的。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完全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理由是：首先，全世界的华人经济体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共同体，无法想象所有的中国公司到相隔万里的美国去上市，并用英语与投资者沟通；第二，中国GDP增长迅速，实体经济发展良好；第三，中国社会并不缺乏资本，反之，大量的资本缺乏投资渠道；第四，中国人勤勉节俭，天性中有对投资及创业的热爱。这些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

　　因此，中国的经济起飞将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中国的崛起也期待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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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斌，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从1997年开始在华尔街工作，在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从事金融业务。曾供职于高盛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并曾在纽约一家风险投资基金任合伙人。2000年回国加入中国证监会，任战略规划委委员，2001年至今，任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