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浩民 郭凤琳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旅程。经过“行政＋经济”式的调控，中国经济有没有实现“软着陆”？经济发展能否由此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利率杠杆还会不会再次撬动？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记者采访了代表、委员中的经济专家。

    主“紧”派：还应适度收紧

    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成功软着陆”的声音渐占上风。

    对此，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要作出这种判断还为时过早。“软着陆是指经济回到正常运行区间。但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物价上涨压力依然很大。生产资料价格呈两位数增长，肯定要有一部分会传递到CPI上。”

    持此观点的代表、委员不在少数。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和新当选的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都认为，投资反弹的动力还很强劲，今年应着力防止投资反弹。

     张卓元就此详细分析道，“前两年GDP增速明显偏高。从经验数据看，我国GDP增长一超过9%，整个经济生活就会绷得很紧。比如，为解决粮食问题，去年出台了不少支持措施，但有很多是一次性的，不可持续。还有煤电油运紧张，国际油价、铁矿石价格上涨，都在向我们发出警示：粗放型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需要一定程度的冷却。”

    张卓元等认为，今年GDP增长应降到8%或稍多一点，但也不能低于7%，否则会对就业形成巨大压力。宏观调控应适度收紧，并在这个前提下，把着力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

    就在“两会”前夕，今年1月份的CPI数据公布，同比上涨1.9％，涨幅明显低于上年平均上涨3.9%的水平。这是否意味着困扰中国经济一年多的通胀压力已大大缓解？

    对此，张卓元表示，1月份的数据不足为据。“一定要考虑到春节因素，去年春节在1月份，而今年在2月份，不能仅根据1月份的数据就认为物价上涨压力已经消除。估计2月份之后CPI会开始走高，预计全年要到3%-4%。”

    他还强调，衡量物价上涨最重要的指标是GDP平减指数，即用名义GDP增长率减去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这个数字目前已达6.9%。所以，还是应该适当上调利率。“我认为提1个百分点没问题，当然可分几次上调。加息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成本，抑制投资过热。”

    张卓元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企业界人士的认同。全国政协委员、锦江国际集团副董事长姜光裕说，“应该加息。钱如果来的太方便就会浪费。要让借款人把一分钱当作一块钱用。现在资金来得容易，还没想好就投资，这样肯定会带来经济过热。”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判断，由于人民币挂靠美元，随着美元利率不断上升，年内加息还是有可能的。

    主“松”派：警惕通缩压力

    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明确表示，今年要警惕通缩压力回归。

    他分析，2003、2004年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农产品、建材和石油。随着国际国内粮食增产，农产品价格已开始下降；随着宏观调控效果逐渐显现，投资增速会放缓，相应地建材价格会降下来；国际油价的上涨空间也有限。另外，2004年，商品零售物价统计与制造业有关的16个项目中，有10个价格下跌，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没有消除。

    问及利率问题，林毅夫反问，“加息有必要么？”在他看来，没有太多必要，因为物价在稳定中呈下跌趋势。而且，如果用利率手段调控经济，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银行微观行为作基础。否则，当局要靠利率政策调整经济就比较困难。

    来自证券界的政协委员陈耀先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已经偏紧，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当前特别应当防止可能出现的生产滑坡，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长。“在经济没有全面过热，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切忌治了心病，引发肝病。”

    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陆百甫认为，今年通胀率不会太高，通货紧缩也不会出现，“最近几个月内没有必要动用利率手段，应该再等等看。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继续猛涨，再考虑加息。”他比喻道，中国经济无所谓“软着陆”、“硬着陆”。宏观调控不是要让中国经济这架飞机降落，而是要让它从一万英尺的高度降到八千英尺，以便降低油耗，更加经济合理地飞行。

    他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是，200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有了一些新特点：企业内在的增长动力与市场旺盛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推动着经济的增长；通胀压力不是因货币超量供应引发的核心通胀，而是由粮食和某些基础产品紧缺造成的；地方政府推波助澜，带来一定程度的盲目发展。因此，在政策上不能靠紧缩货币，而应该去协调好供求关系。

    共识：以改革巩固调控成果

    尽管代表、委员们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不一，对宏观调控或松或紧的意见不一，但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那就是要通过深入改革，化解深层次体制性障碍，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让中国经济彻底走出“一放就热，一收就冷”的不良循环。

    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出，增长方式背后是经济结构问题，结构背后是体制问题。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体制落后就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必然造成效率低下。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了必由之路。

    张卓元指出，在深化改革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是最重要的。政府要更多地转向社会和公共管理职能，而不要把自己当作经济发展的主角。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是国企改革，国企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行业要放开市场准入。

    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强调，目前各级政府仍拥有土地、资本等资源的支配权，利用这种支配权推动重化工业的粗放式增长，不利于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要改变这状况，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林毅夫看来，金融改革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至为关键。正是因为银行微观行为不好，所以才过多运用了行政手段。今后一定要积极鼓励、支持、引导中小型金融企业发展。

    采访中，来自学界和财经界的代表、委员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持乐观态度：今后8—10年，中国经济这架飞机还能以较快的速度平稳飞行。原因有两个：一是科技进步，二是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越来越有效的资源配置。（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