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胡润在上海热衷于编制中国的富豪榜，一年一度总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和大家的眼球。2004年的新榜出炉，多少有点新意，经营国美电器的黄光裕以10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跃居榜首，而网络新贵陈天桥则屈居第二，老牌首富荣智健只位居第三，于是，黄光裕成了中国的沃尔玛，陈天桥成了中国的比尔·盖茨，荣智健成了中国的巴菲特。

　　2004年的中国富豪榜“中国特色”正在消退。胡润发现，上榜的59位企业家控制了全球80家上市公司，胡润还发现，5年之中中国富豪榜的门槛已经由5000万提升到了12．5亿元人民币，胡润更发现，中国富翁的财富积累平均只有11年，而欧美国家这个时间要长达46年。

　　于是，胡润的发现成为海外媒体讨论的话题。美国的华人电台拉了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和水皮在空中碰撞，焦点就是怎么看待这批迅速崛起的中国富豪，和同样年轻的俄罗斯富豪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中国富豪和俄罗斯富豪最大的不同在于俄罗斯的富豪是财富的掠夺者，而中国的富豪们是财富的创造者。绝大多数中国的富豪并没有受惠于国有资产的划拨，完全是靠自己的拼打完成的原始积累。黄光裕是贩卖家电起家，陈天桥是靠网络游戏暴富，荣智健则是联合中信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在富豪榜中人数最多的出自房地产业，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空白领域，房地产既是转型时期中国产业的支柱，又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拉动力，虽然这个产业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不规范、最为混乱，腐败交易最为严重的以致于最高行政主管国土资源部的部长田凤山都不能幸免，但是房地产对钢铁、建筑等产业的带动是巨大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所谓的中国富豪榜也是有水分的，上榜的企业家们基本上是拜托了资本市场这个财富的放大器，黄光裕之所以成首富是因为国美在香港上市，陈天桥则是因为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一个民营企业上市往往造就一批亿万富翁，平安保险是这样，深圳的中小企业板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财富升水还是缩水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意志，确切地讲，这种富贵是一种纸上富贵。俄罗斯在私有化的初期，也经历过“轻松挣钱”的纸上富贵阶段，不少俄罗斯的新贵就是拜托了发行股票而掠夺了投资者的血汗钱，最终却不了了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丘拜斯当年在俄罗斯推行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出发点就是为了扼制对利益集团国民财富的黑箱掠夺。

　　1991年10月叶利钦就已经注意到，尽管改革者们还在对私有化进行辩论，但是“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们在这个时候，已经积极地用自己的方式，开始私有化了。范围之广，参与企业之多，所用骗术之高都令人瞠目结舌，俄罗斯的私有化一直在进行，但都是杂乱无章的、自发的，经常以犯罪集团的形式出现。”丘拜斯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偷窃国家资产，但并不违法，因为如何把资产从国家转移到个人手中并没有法律依据。”自发私有化结果就是政党分赃制：只对企业的经理和官员有好处，其他人被排除在外。1992年4月7日，叶利钦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大规模私有化的口号“我们需要几百万个物主，而不需要几百个百万富翁”，叶利钦的讲话得到了热烈的掌声，但是现实却正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丘拜斯的目标只有一个，摧毁对国家资产的垄断，丘拜斯的理念就是要求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引入外部股东，但是最终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私有化法案中，还是把企业的51％的股份交到了内部人手中，公开出售的只有49％。俄罗斯全部的国有资产被分割成1．48亿份的私有化凭单出售给每一个俄罗斯人，每一个俄罗斯人只要用25卢布，相当于0．8元人民币，就可以在当地银行获取面额为1万卢布的凭单，他们可以用来兑取公司的个人股，以互助金的形式存在银行或直接卖掉、交换。凭单是一种强制的资产再分配，用来彻底结束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停止精英们自发的私有化。丘拜斯大胆的创建了一支全体大众的新股东群体，他认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大规模私有化的开始意味着高官和强权偷窃国有资产的结束”。

　　时至今日，经常会有人把丘拜斯当年一张凭单可以购买两辆伏尔加轿车当作玩笑讲，因为那些凭单后来的市价连一只轮胎都买不到。不过，观察家们认为，凭单与其说是经济工具，倒不如说是政治策略，每个人都感到他们从中分到了一块馅饼，从而成为丘拜斯私有化的支持者、同盟者。不管最终的过程有多么的糟糕，丘拜斯毕竟为俄罗斯的私有化创造了人人有份的起点公平。尽管这种公平事实上被践踏、被出卖，被证明是那么的可笑，到处遭到嘲讽和否定。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谈到俄罗斯的私有化时常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樊纲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也是如此，在被认为是对“郎顾之争”的回应中，樊纲认为，对于中国的国有资产，绝对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当前一些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责是对中国产权体制和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了一些社会情绪。

　　樊纲先生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有发言权的。樊纲认为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有多种，一种是经营性资产，一种是非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中包括金融性资产和产业性资产，现金资产是金融性资产的一种特殊形态。根据樊纲的解释，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是资产形态发生了变化。私有化这三个字在中国很少有人谈论，樊纲用到了这个概念，但却是种否定用法，既然中国没有私有化，又何来对私有化的否定呢？

　　郎咸平指责“国退民进”成了民营企业的狂宴，指责顾雏军强取豪夺国有企业，指责李东生自卖自买TCL，指责张瑞敏曲线M BO，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在网上网下的调查中能获得90％的赞同票就非常值得关注，就算是情绪也说明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国有资产流失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规范国有企业的改制，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有令不行、官商勾结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是的，中国的确没有搞过私有化，但是我们会发现，不少地方已经没有国有企业了，国有资产或者变成了樊纲说的现金资金，或者什么都没有变回来，而是被“送光”、“卖光”了，要想私有化已经没有什么可分配的，更不用提平等分配了。

　　水皮认为郎咸平关注国企产权改革的问题是对的，但是得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活力的结论是荒谬的，这个不怪郎咸平，因为郎咸平生长在台湾、学习在美国、工作在香港，研究大陆问题难免“瞎子摸象”。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为什么不能像俄罗斯那样搞平均分配，很少有学者能够解释清楚，中国更少有像丘拜斯那样学者从政的人物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很难判断中国的学者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因为没有他的实践可以证明。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社会要转型，稳定是第一位的，尽管国有企业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少，但是以此为代价而换取GDP的高速增长，国富民强还是值得的。

　　私有化是一个什么过程？是一个和我们没有关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