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丑陋的中国人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
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
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
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
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
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
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
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
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
「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
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
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
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
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
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
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
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
「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
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
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
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
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
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
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
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
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
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
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
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
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
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
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
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
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
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
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
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
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
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
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
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
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
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
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
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
，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
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
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
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
：「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
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
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
，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
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
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
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
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
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
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
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
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
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
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
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
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
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
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
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
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
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
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
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
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
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
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
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
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
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
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
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
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
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
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
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
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
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
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
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
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
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
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
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
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
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
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
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
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
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
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
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
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
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
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
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
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
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
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
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
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
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
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
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
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
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
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
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
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
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
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
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
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
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
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
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
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
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
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
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
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
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
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
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
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
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
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
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
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
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
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
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
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
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
不能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
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
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
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
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
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
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
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
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
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
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
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
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
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
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
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
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
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
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
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
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
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
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
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
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
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
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
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
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
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
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
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
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
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
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
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
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
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
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
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
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
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
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
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
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
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
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
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
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
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
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
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
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
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
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
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 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
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
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
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
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
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
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
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
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
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
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
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
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
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
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
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
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
「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
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
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
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
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
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
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
「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
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
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
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
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
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
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
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
「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
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
「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
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
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
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
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
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
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
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
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 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
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
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
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
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
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
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
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
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
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
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
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
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
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
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
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
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
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
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
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
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
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
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
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
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
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
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
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
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
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
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
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
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
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
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
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
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
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
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
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
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
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
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
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
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
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
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
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
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
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
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
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
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
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
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
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
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
可以看到 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
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
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
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
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
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
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
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
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
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
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
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
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
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
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
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
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
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
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
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
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
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
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
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
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
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
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
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
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
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
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
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
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
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
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
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
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
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
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
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
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
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
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
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
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
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
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
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
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
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
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
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
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
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
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
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
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
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
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
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
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
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
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
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
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
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
杂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


2.　中国人与酱缸

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讲辞。《北美
日报》记者记录。

刚才主席讲。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是「松社」的荣幸，实际上，却是我的
荣幸。非常感谢他们，使我离开祖国这麽远的地方，和各位见面，请各位指教。
本来主席和《新士杂志》社长陈宪中先生告诉找，这是一个座谈会，所以我非常
高兴愿意出席。直到昨天从波士顿回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演讲会，使我惶恐。因
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藏龙卧虎。我仅仅将个人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意
见，报告出来。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种结论。请各位指教，并且
交换我们的看法。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
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麽是中国人？什麽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
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
「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麽样的人？既
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麽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
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
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
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
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
然不认为有前生後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连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
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
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
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
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
人的歧视，原因在什麽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
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麽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
麽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
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
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
下去，推到什麽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
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
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
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侯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
听来筒直难以想像。为什麽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
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
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份，而更允许
它保留这麽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
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截，宋王朝以
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
宋朝开始後，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份。
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份，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
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
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
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
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麽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
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於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
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
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
之後，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
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
金饯。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
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
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麽久，发生
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
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
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
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
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於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
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
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
状态用於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
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麽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
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
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那里会不及日本？

由於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　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裹酱得太久，我们
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
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
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
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
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於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
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
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
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麽情
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看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
看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二百年前发生，
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
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
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後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这使我们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
是个最好的时代，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中国会承受不住，情形将大
不一样。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
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
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
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麽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
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
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
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
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
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麽？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
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
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
建立了新朝，唯一表示他不同於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
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
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
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
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
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
自由、法治这同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
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麽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
帝，但得偷偷地背地裹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
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
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撤克逊。
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
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做出的
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
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於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
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
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麽都已经
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
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
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
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後来心理医生终於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
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
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於理智反省，而习惯於情绪的反省。
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
麽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
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後，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
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
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
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
到影响。

一说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
有什麽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
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麽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
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於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
国人「橘越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
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
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璧斯堡
来种，但种由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麽，像什麽，而中国人　学什麽，不像什麽。
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兄台找出
藉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曰本人
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
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
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
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
他们「礼让」，认为礼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
还要再礼让到什麽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
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
横冲直闯，到美国来後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
交通规则。这麽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说起别国的长处，就有
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的，我们
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麽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麽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
洋媚外。　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
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
为什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
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
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
做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
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
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
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皱纹纵横，简直不堪人目。
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你完全忘了他
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後，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画和梵
谷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梵谷的画一样！」那
麽，真正的艺术家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甘乃迪
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後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
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的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
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麽还不起飞？怎麽样？难
道吃不饱？闹什麽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
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裹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
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麽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
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雷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
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雷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
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
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
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麽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
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
治、文学、艺术上，即便是绘画吧。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
我柏杨，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
说：「你这是画什麽玩意儿？怎麽还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
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於什麽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裹，清浊
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
非常感谢各位。

3.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柏杨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
。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
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
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
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麽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麽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
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麽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麽说，要怎麽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
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璧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
三期肺病！

　　岳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麽关系？
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麽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
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麽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麽怨
？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
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生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
，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麽下得手的，何
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

　　医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於你当初妁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
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
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
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
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
事和主题有什麽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麽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
出你的恶毒心肠，怎麽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
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
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侯是乱棒
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